中国问题

　　★伯特兰·罗素早在近百年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可以找到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及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在今天语境下阅读本书，可以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当下问题的启发。
　　★此版配了近60张中国19世纪前后的社会人文图片，均由当时的外国来华人士拍摄，展示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译文由专业资深译者重新研究翻译，译文在准确性、流畅性上均有很大提升。
　　★同时，我们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教授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储殷教授为本版分别作序，共同探讨罗素在百年之前提出的“中国问题”，十分难得。

　　1920年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作者简介：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博闻强识，其外祖父曾任英国首相，自然而然，罗素对中国的见识看法要比西方人甚至中国普通读者更为细腻深刻。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北京讲学一年，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学术上发生精彩的碰撞，随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罗素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代表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社会重建原则》等。
　　译者简介：田瑞雪，1984年生，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学士。一级翻译（CATTI英语一级笔译）。职业翻译。每日笔耕不辍，时时警勉，定心神，戒虚荣，痴心不改。本业之余，闭户读书，洗心涤虑，低头独长欢。

序一 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
序二 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题记
第一章 种种疑问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第四章 现代中国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日本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第十章 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对比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品格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附录
译后记

　　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1921年）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
　　——中国哲学家 梁漱溟先生（1893—1988）
　　*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美国哲学家 约翰·杜威（1859—1952）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就我们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对话——尤其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对话——的努力而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罗素的这种态度，而是同时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在客观上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童世骏
　　罗素这本《中国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发展实践，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特色，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尝试和凝练。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 储殷

　　接到中国画报出版社委托翻译罗素的《中国问题》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荣幸。能翻译大家作品，让真知灼见滋养灵魂，驱散对生命苦楚的迷惘，提振精气神，改变人生；让卓越思想启迪心智，医治愚昧和偏见，造福社会，是翻译艺术对译者最丰厚的犒赏、最深刻的救赎。
　　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丝不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此次重译能否超越原译，拔掉二十多年间读者反馈的若干处欠妥、欠准确、看不懂的“钉子”，既能做到信息准确，阐明作者意图，又能体现作者语言风格，还原英式幽默，让读者如同读母语作品一般有酣畅淋漓之感，还能剖开思想内里，让作者“附体”，为读者呈现名家巨擘的思想盛宴，于沉思中赞叹，不仅是对译者翻译水准的一次考验，更是体现译者对公开出版物责任担当的一个道场。
　　但很快我也回归沉静安定。本科阶段的专业课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行政制度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比较政府体制》等，以及多年来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研读，让我能够透视本书的信息和思想内涵，对作者建立的逻辑框架的本末始终有清楚的认识。此外，我也通过了国家最高级别翻译资格认证——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一级英语笔译，有扎实的英汉双语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能够把握、呈现语言的明暗深浅。
　　但信心只有贯彻到实践中，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才不会流于顾影自怜。有底气之后，我又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并切实遵照执行。我每天给自己限定翻译工作量，按时完成初稿。完成后，即打印出英汉对照稿，逐字逐句审校了两遍。译文确保无误后，删除英文原文，仅保留汉语译稿，通篇大声朗诵，体会译稿是否体现了汉语语言的节奏，为此又做了两遍审校。前后共计四次审校。同时，为了确保读者阅读体验，于第四遍审校之时，以知识结构、阅读习惯为标准，有目的地挑选三位家人做第一读者，收到反馈后，回到英文原文中，揣摩译稿瑕疵所在，再行修改。
　　前面提到翻译虽然是一种深有意趣的精神生活，但同时也是极为艰辛的体力劳动。和出版社确定交稿日期后，我就开始了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娱乐休闲的生活状态。每天凌晨4:30准时起床，沏上一大杯咖啡，“进入”作者的思路，再从译稿解放“出来”。白天翻译，晚上读书。根据本书的思想主旨，同时考虑到译入语为中文母语，为了向许渊冲先生倡导的“才学兼具，译得既忠实，又有吸引力”的标准靠拢，我把晚上读的书定为两类，一类是儒释道、史学经典，重点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李叔同《说佛》、《老子》、《庄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记》；另一类是现代白话文经典，重点看汪曾祺文集、张恨水小说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张恨水先生在《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描写的人物、社会场景恰恰就是罗素见证的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可以说是民国版的“清明上河图”。我从中透视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军阀混战南北割据的情况，以及普通老百姓对欧美列强、日本人、租界、洋货国货、旧式教育、现代教育、西化与保守力量较量的看法，对本书翻译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功夫在诗外”不谬也。
　　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英汉两种语言有天壤之别。这是一种常识。本书作者罗素在第十三章“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英语多枝共干，讲究精确细密；而汉语形散神不散，讲究对称、韵律、节奏。而且，众所周知，罗素是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自然而然，他下笔成文逻辑严密，语气虚实交错，旁征博引，视角纵横磅礴。此外，本书成于近100年前，讲的是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虽然，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已经对那个时代的国情、世情有所了解，但未必熟悉具体细节，也非必然能洞察到纷繁时事背后的世间情态、人生智慧、理治之道、现世启迪。更何况作者是西方文明哺育的大思想家，祖父两次出任英国首相，所以他能以贵族、大家之身访遍名流、走遍世界，他对中西文明的看法自然要比平常人深刻、通透。
　　这些情况对翻译意味着以下两点。
　　第一，翻译时，既要准确解析复杂的句法结构，完整呈现信息，理顺节奏，又要透彻理解语气，全面揭示作者想要表达的辛辣讽刺、痛心告诫、犹疑思索、沉着赞叹。为此，我采用杜争鸣先生的“借鉴同声传译技巧做高效笔译”，提高了翻译效率，保证了句子的动能和节奏，做到了保量保质。此外，我也反复研读杨必先生译的《名利场》，不断揣摩杨必先生对语气的处理办法，准确把握了本书亦庄亦谐的语气。在此向两位翻译大家致敬！
　　第二，恪守慎独，查证清楚，绝不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前面提到，作者兼具多重身份，阅历广，见识多，旁征博引，视角纵横磅礴。为论证本书论点，作者引用的既有西方普通读者了然于胸的典故，比如《圣经》；又有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中国有识之士熟稔于心的文化珠玑，比如《庄子》、《老子》、《尚书》、《史记》、《春秋左传》、《论语》、唐诗，以及中国学人政要的论文专著等；还有政界高层深知、普通民众不得而知的协约文书，比如西方金融财团与清王朝、北洋政府签订的合同协议等。
　　但正如翻译家思果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常识：作者创作时，并没有为译者考虑。因此可以这样说，作者不经意间引用的一个资料，足以让能看懂外文但不会翻译的中国一般受众叫苦不迭。
　　比如，作者在第二章“19世纪前的中国”中对成吉思汗的评价：“Yet the man responsible for these massacres was sought in alliance by St.Louis and the Pope.”这里讲的是一般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一段史实——13世纪中期十字军曾与蒙古帝国结盟；作者在第十章“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中随手拈来写到“this publican”，前文并无任何指代，让人不明就里，其实引用的是《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所设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沟通作者和读者的译者，让这部分隐晦不明的信息“水落石出”责无旁贷。
　　又比如，前文已经提到，作者大量引用国外汉学家的译作，将老庄哲学、儒家学说、唐诗史料、乾隆书信、学者政要专著等有机融入。这种文本怎么译？毫无疑问，不可能按照英文字面去译，而是要译者作一番研究，进行回译，才能看清楚我们的老祖宗、智人先哲到底讲了什么。例如：第二章“19世纪前的中国”引用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用文言文写的《欧战后之中国》，以此评论科举制度；第三章“中国和西方列强”中引用白克浩司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其中摘录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第四章“现代中国”引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的唐朝诗人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
　　再比如，一百年前清王朝、北洋政府时期的组织机构、领导职位等名称。我们虽然土生土长在中国，但隔着一个世纪的迷蒙烟雨，对很多概念已经不甚明了。例如：第九章“华盛顿会议”胶济铁路的“president”应译作什么？为此，我查阅了胶济铁路博物馆公布的胶济铁路管理机构变迁。得知，1914年11月至1923年1月，胶济铁路管理部门分别是山东铁道联队、山东铁道管理部、山东铁道部，均由日本人管理；1923年1月至1929年5月，管理部门是胶济铁路管理局，由中国人管理。根据文中所指，所以将“president”译作“局长”。又如，第十三章“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到的“Returned Students’ Club”为“欧美同学会”，并不是“归国留学生俱乐部”。
　　诸如此类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例子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列举。我在翻译初稿、四遍审校时，搜索、查证了很多资料，分门别类，建立了专门文档，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让读者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细节。根据第一读者反馈，这份苦功没有白下。
　　当然，翻译是一门艺术，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捧着这本书阅读的您看来，不当之处肯定还有很多。如能指出，不胜感激。因为您的这份识见，对于沉浸于翻译生活的我来说，意味着“以道治心气，终岁得晏然”。

　　对于一个刚到中国的欧洲人来讲，如果他乐于接纳、善于思考的话，会发现不少令人迷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他在西欧没有遇到过。俄国问题的确与中国问题有重要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不同。此外，有一点可以肯定，俄国问题不像中国问题那样复杂。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论是对欧洲、美国，还是对亚洲，人们应该对中国产生的问题有睿智见解。虽然就目前来说，还不好找到确切答案。
　　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一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一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一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幸的是，讲实用、看实绩的人对文化问题兴味索然。在他们眼中，金钱、权力理应是个人、国家追求的目标。工商界精明务实，艺术家感到孤单无助。这种感觉对写小说的人、关注伦理道德的人来说素有所知，也让收藏家感到自己发扬了美德，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画家贫困潦倒、与世长辞之后，正是这些收藏家买下了他们所有的作品。我们可将中国看作一个艺术家之邦。在这里，艺术家德恶兼具：德主要反映在对他人有用，恶主要体现在殃及自身。中国美德可否留存？或者说，为求生计，中国是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作恶以谋其成，让他人受苦？再进一步来讲，如果中国真的复制了与其有来往的所有外邦定下的那种模型，我们所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现正遭遇剧变。中国传统文明几乎独立于欧洲发展，其优劣美缺与西方情况迥然不同。所以，我们掂量不出二者孰轻孰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与17世纪传教士在天朝帝国发现的文化相比，当下西方文化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这个问题谨慎之士不愿言明。但有一点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面，西方比旧中国要好；在其他方面，西方更差。如果要让中西各邦交流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必须马上打住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自己是某种优越文明的传教士。或者，更糟糕的是，认为我们自己有权利剥削、压迫、欺骗中国人。理由是，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认为说中国人劣于我们西方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我认为，大多数欧洲人只要对中国有一定认识，都会和我持相同观点。
　　在对比异域外邦文化与本国文化时，人们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比国内通常出现的问题更具根本性意义。人们应该这样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我在评判某种类型的社会优于别的类型时，所依据的是什么？哪些目标是我最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的？对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我也找不到哪种论据，能说服和我持不同观点的人。因此，如果能将那些我认同的答案说出来，希望读者也能与我有类似看法，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有几样东西不仅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价值。这几样东西是：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就知识而言，我指的不是所有知识。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干巴巴、毫无生趣的事实，仅仅有些效用。还有一些知识不能产生任何重要价值。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是从科学中得到，且有失全面，我还是认为其自有益处和趣处。一些传记文学、一部分历史也是这样。但就这个话题展开来谈离题太远。我认为艺术是自有其重要价值的事物之一。说到这里，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着意构思的作品才有价值。当然，精品杰作理应拔得头筹，为世所崇。我指的艺术还包括那些几乎无意而为的作品。这种美我们能在俄国贫苦农民、在中国做苦力的人身上找得到。这是一种创作民歌的冲动，早于清教徒时代就存在于我们中间，在朴素雅致的村舍风格花园里找得见。幸福本能，或者说生之愉悦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已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大多数人生活的重压下遗失。但在中国，生之愉悦无处不在。这给我们强烈的理由把中华文明向好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