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民族视角的考察

　　国家认同是指人们对自己国家归属的认知及情感取向，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事实证明，现代国家认同之形成乃民族国家合法性逐步确立之过程，人民的国家认同为国家提供合理性、正当性论证。当下，国家认同危机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尽管不同国家之国家认同危机或有不同表现，但最终都落实到政治层面上。故国家认同危机根本上即为对国家政治系统认同之危机，加强各族民众对国家政治系统之认同，乃克服国家认同危机之根本。

　　暨爱民，男，汉族，出生于1969年4月，湖南浏阳人，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文化史博士后，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和民族政治学。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利人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人选，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绪论
一 西方与港台地区学界的理论研究
二 中国大陆学界的学术关怀
第一章 “认同”及其力量
一 “认同”：社会心理学范畴内的理解
二 多学科视野中之“认同”
三 “认同”的特性及其力量
第二章 民族认同：概念、发生与作用
一 民族
二 民族认同
三 民族认同何以发生
四 民族认同的双向作用
第三章 国家认同：概念与建构要素
一 国家及其演变
二 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与历史经验
三 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与历史逻辑
第四章 国家认同的作用
一 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认同
二 国家认同与社会稳定
第五章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建构
一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密切关系
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价值位序
三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第六章 从公民身份到国家认同建构
一 公民与公民身份
二 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逻辑对应
三 公民教育：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
第七章 国家认同危机与解决路径
一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
二 政治合法性建设与国家认同危机之克服
第八章 中国国家认同：建构历程与现实问题
一 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进程
二 当下中国国家认同的整体情状
三 引发中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 增强中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举措
参考文献
附录 国家认同调查问卷
后记

　　本书乃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项目号：11BM Z005）修改而来。
　　基于此前对近代中国民族问题、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的一些关注，结合所在单位学科建设之需，2010年冬月，我以“国家认同建构与民族地区社会之稳定”为题，申报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并获批立项。依申报书所列之研究计划，该课题拟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历史演进中来讨论国家认同等问题。然而，随着研究展开，我发现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要求以及国家认同问题之现实指向，远非原研究计划可以涵盖、澄清或导引，以是转向了主要在共时层面上对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国家认同之重要作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关系、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建构、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认同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当下中国国家认同之整体情状及增强我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之重要举措等问题之关注，最后形成了这部小书。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只是国家认同问题之一角，仍有很大空间值得继续拓展和深入。且因本人学力不够、用功不深等，难免存有诸多不足，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此书之成，亦得益于一众师友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与关爱，得益于出版社责编等人的辛勤付出，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2016年9月
　　于吉首大学风雨湖畔

　　第二章 民族认同：概念、发生与作用
　　宏观地看，一个国家内部的认同体系呈现为多元多层的复杂结构，既有对国家政治组织、权力结构和法制体系的认同，也有对长期稳定居住与生活空间的地域认同，还有对民族血缘系谱、自我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不同宗教信仰的认同，等等。这些分属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中的认同，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然而自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意义上观之，不同认同的地位、价值却又有主次轻重之异。其中，政治认同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若从国家认同的增强或削减意义上言，关联最密切、表现最突出的则是民族认同，学界围绕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题也讨论得最多。一般认为，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呈现出一种既相互矛盾又一致共生的关系。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建设来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表现为冲突抑或共生——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不过，这里并不拟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展开讨论，而是留待后文来完成。本章主要讨论的是民族与民族认同的概念理解及民族认同对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要影响，以期为国家认同的概念理解及国家认同之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提供一个可比较的参照。
　　一 民族
　　前已提及，近年来，国内有学者为了对应来自西方情境中的“ethnic group”（汉译为“族群”）概念，在许多研究中以“族群”代替“民族”，“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亦交相互用。但也有许多学者指出，“族群”与“民族”还是存有较大区别的。就“族群”概念而言，其内涵与外延甚为宽泛且具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知识界平常惯用“少数民族”这一称谓来表述中国境内“族群”意义上的人群集合体，但中国当下的政治操作以及各级政府实务中却大都以“某某民族”、“民族问题”等称谓来处理所涉及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的问题。以是之故，笔者这里所讨论的“民族”，主要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下所常言之“民族”，即于前文绪论部分所述的关于“民族认同”界定之第二种含义的指向——中国各民族对于本族身份称谓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从根本上看，这大致偏向于马戎先生所言及的“族群”意义上的“民族”。
　　然而，汉语语境中的“民族”，不管对应于英语语境中的哪一个词或短语，要给它一个精准定义，都是一个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何种意义上，“民族”皆可归属于历史范畴，可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自然选择的组合方式。从古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中，人们可以阅读到有关“民”、“族”与“民族”的一些解释，虽然这些解释并不具有现代意指，但仍有助于加强人们对其词义的现代理解。直到晚近梁启超在中国提出“民族”、“民族竞争”、“民族主义”等新名词和新概念之后，中文“民族”一词才被赋予现代性意义。当然，中国人原来就有的集体历史记忆，在这一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名词之下依然保存下来。如孙中山后来所言中国“民族”之构成，正是由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五种“天然进化而成的力”，使许多不同人种能够“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
　　尽管“民族”定义差别很大，但归纳起来，不外从“社会群体的主观归属感和划分群体的客观标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区别民族与非民族。实际上，“民族”客观因素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人们在对“民族”作概念式界定时，很难理清这些因素内部的各种纠缠而给出一个精确或完整的回答。但同时，这些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强调了血缘、地域、语言、礼俗和宗教等条件。相较之下，依主观归属感来定义“民族”，则显得宽松些。因为强调主观的归属感，实际也就是从主体内在心理活动角度来确定一个认同的问题。这一认同很宽泛，它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的、地域的，甚至还可以是精神的。这种认同的宽泛性，其实是由多样的使用目的导致的，或直接指向经济利益，或是强调文化用途，或是带有某种政治意图的政治性发挥，等等。如法国学者厄内斯特·勒南就曾认为一个民族即为一个灵魂或一种精神原则。如果单从抽象的定义看，勒南在这里显然违背了人们日常对于“民族”这个概念的认知思维。石元康曾阐述此种思维：“一群文化背景及传统完全不同的人，即使他们有共同的意愿承认自己是同一个民族，但在他们缺乏那些能够令他们之间可以沟通的语言及传统之前，我们很难想像他们怎么可能构成一个民族”。但勒南强调以精神因素作为认同的意义基础，有其深刻的政治用意，那就是概念背后所关涉的对阿尔萨斯地区民族认同与归属问题的考量。
　　斯大林也曾对“民族”进行过解释：“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应该说明的是，斯大林这里所指的，乃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历史产物，即“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的产物，“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尽管学界对这一定义存有分歧，事实上该“民族”定义亦确有其局限性，但这一定义对“民族”的抽象理解与民族工作实践依然有着重要贡献，它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等为特征的。
　　在我国学术研究与政治实务中，不同时期对“民族”的理解取向曾有某些变化。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十二个方面的内容。从“民族”的概念界定角度，中央“十二条”基于中国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实际，明确指出：“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根据中国民族、民族问题实际来理解“民族”概念，分析民族问题以及展开中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切实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指导。
　　二 民族认同
　　因在“民族”的内涵理解和使用上的不一致，学界对“民族认同”亦形成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向和问题侧重，在其概念界定和使用上亦呈多歧局面。
　　（一）西方理论中基于国家民族的意涵指向
　　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曾在为哈罗德·R.伊萨克斯（Harold R.Issacs）之《族群》一书作序时，一再提到族群认同的强大力量及其重要性。他说：“在政治上，由于权力关系的无常，在谁上谁下的斗争中，动员支持者最有效的基本法门仍然有赖族群认同这块基石”。“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撕裂一个国家”，它造成的冲突，“曾为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七年，已经导致七百五十万人死亡”。白鲁恂这里所言之族群认同，在哈罗德·R.伊萨克斯看来，已经包含了民族认同的意义在内。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认同发展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Thomas）关于“黑人民族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的研究。也有人认为最早谈论民族认同的是18世纪德国的赫尔德，在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他最先说明了归属于共同体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其归属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人们对于民族认同的思考”。在这里，到底是谁最早涉足民族认同研究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厘清民族认同的内涵、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民族认同重要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其他认同的密切联系等问题。
　　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国内外情形大体相同，都有着不同的学科路向、问题侧重和解释方式——“民族”与“族群”概念理解、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与模糊，致使在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理解、界定和使用上也难以一致。不过，由于国内外理论界又大都认为认同应归属于心理或意识范畴，故在民族认同的理解与界定上，也就多以宏观、抽象的本质建构为主。
　　安东尼·史密斯在讨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指出，“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理想，同时它也是一个包含有“民族特点”（national character）和“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意涵的分析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使用经验的基础上，“民族认同”的工作定义可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读。”抛开史密斯民族主义的解释背景，其理论抽象其实提示了他对“民族认同”特质的认知。一是基于某种明确目的性的建构性特质，即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的‘重新解释’”。由此，这一概念也经常作为一个分析性工具被广泛使用。二是民族认同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相结合的变化性特质。用史密斯自己的话说，“变化被建构进了民族认同的定义之中”，但是，“只要认同意味着某种稳定和在一个时期中保持原样，变化就只能在清楚的界限内发生”。“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比如种姓、族群、宗教教派和民族等的基础上时，认同感就最为强烈”，且比诸如阶级、区域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要稳定得多。基于此，史密斯自己也指出这一定义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的关联：一是“分析层次是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联”；另一是“认同的保持和变化之间的关联”。由是，史氏总结，“民族认同”和“民族”一样都是复杂建构，包含了“族群”（ethnic）、文化（cultural）、领土（territorial）、经济（economic）和法律政治诸方面，“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基本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历史形成的领土疆域，或祖国；
　　②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
　　③共同的大众文化；
　　④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⑤在领土范围内动员成员参与的共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