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的理论建构研究：以思潮互动为研究视野

　　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揭示出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中、西国家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时的博士论文，当时被教授们评定为优秀。本书稿以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本文所使用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指1918-1930年；”文化、政治思潮”主要是指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三民主义。

　　曾科，1985年出生，男，汉族，2011年6月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14年6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2014年11月来深圳博物馆?工作，现在的职称是馆员（中级）。曾在《安徽史学》、《学术研究》《浙江学刊》等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有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序一
序二
绪论
一、选题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内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渊源与流变
第一节　西方国家主义溯源
第二节　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　国家主义者的构成、聚集及分化——以20世纪20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节　《醒狮周报》的版面及其撰稿人的构成
第二节　《醒狮周报》撰稿人的聚集途径
第三节　《醒狮周报》撰稿人的分化
第四节　从《醒狮周报》撰稿人看近代知识分子聚集方式的变化
第三章　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融合
第一节　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　文化保守思想的系统阐述
第三节　文化保守思想对西方现代性的迎拒
第四章　国家主义的民族自决方案——国家主义者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
第一节　非殖民化：民族自决的模式
第二节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民族自决的目标
第三节　军事战争：民族自决的道路
第四节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第五章　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第一节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第二节　民族本位与全盘西化
第三节　革命与改良
第六章　北伐前数年(1921—1926)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离
第一节　“少中”求同存异
第二节　旅法期间“谈谈打打”
第三节　五卅时期的决裂
第七章　国家主义者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及演变(1925—1930)
第一节　“真”“假”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
第二节　三民主义的“本体”问题
第三节　认识变化的原因
结语
附表
参考文献
(一)报纸杂志
(二)人物文集
(三)资料汇编
(四)其他史料
(五)著作类

　　序一
　　近年来，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除了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思潮为主线来架构外，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曾科的《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的理论建构研究——以思潮互动为研究视野》(以下简称曾著)便是目前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专著。
　　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大变动的格局之下，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具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潮时，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动态地研究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演变。例如，同样是民族主义，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与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民族主义，其理论构建都有很大不同。在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的，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双方为此而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结果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于是有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是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而展开的，当时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都曾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后，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当时的知识界围绕民族复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他如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莫不如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论建构及其表现形式。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曾著并没有对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作整体性研究，而是选择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历史阶段国家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既具广阔的研究视野，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同时，中国近代思潮交相迭兴，各种思潮之间既有交锋，又有交集。因为各种思潮都产生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的是相同的历史和现实处境，需要它们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也基本相同，只是因政治取向或文化取向的不同，它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潮时，就要特别重视不同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研究不同思潮之间因政治取向或文化取向的不同而引起的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也要研究不同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曾著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优点，就在于采用了思潮互动的理论视角，全面考察了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五大思潮之间的碰撞和对话，将国家主义理论建构的过程放置于思潮互动的视野下加以考察，不仅对国家主义思潮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还有助于丰富对其他思潮的认识。比如，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过去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吴宓、章士钊等重要思想家，而忽略了余家菊等“次要”人物。事实上，余家菊等教育学专家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教育，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后在教育学领域的延伸和回响；通过考察国家主义者的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加深对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效应的认识。又如，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历史流变，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过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所展开的话语交锋，而忽视了国、共之外的政治势力或社会群体是如何认识三民主义的。曾著通过考察国家主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三民主义的论述，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三民主义不仅能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还能够统一国共以外的其他党派的思想认识。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三民主义思想之先进性、社会基础之广泛性的认识。
　　曾著还引入社会史的研究视野，考察了《醒狮周报》撰稿人构成、聚集及分化的复杂情况。曾著指出，《醒狮周报》的撰稿人来自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部门以及不同的专业领域，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对《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的社会史分析，使我们对国家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黄仲苏、邓孝情、邱椿、邰爽秋等一批过去名不见经传，却为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事实上，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上离不开曾琦、李璜等青年党人的鼓吹，下离不开黄仲苏、邱椿等知识青年的唱和，可以说是多个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曾著已十分成功地进入了这一复杂的历史情景，描绘了一幅立体、多面的国家主义思潮史图像。我曾多次说过，历史是复杂的，某一思想、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某一事件的产生和演变，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对其形成和发展、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做多维度的分析研究。
　　曾科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基地班的学生，2008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读研究生，先师从史革新教授，史教授病逝后，改师张昭军教授。我和史革新教授、张昭军教授都是龚书铎先生的弟子，实际上曾科被保送到北师大读研究生就是我极力推荐给史革新教授的。因为自2003年起我即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特聘教授，作为曾科的本科任课老师和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对曾科比较了解，他读书多，善思考，文笔也好，能坐冷板凳，是做学术研究的好料子。所以，他硕士毕业后我鼓励他进一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入学不久，考虑到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为保持硕、博论文的连续性，便确定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作为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经过三年的努力，他顺利通过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五位匿名评审老师都给了他优秀等级，答辩以全优获得通过。我本来是想把他留在近代史所工作的，希望他能把国家主义的研究继续下去。按照当时与他确定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时的想法，先让他做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研究，然后往前溯，研究20世纪初到20年代的国家主义；往后续，研究20世纪30到40年代的国家主义，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家主义与民主宪政运动的关系。我给博士生确定选题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选题他毕业后还可以继续研究下去，至少还能研究10年，不能博士论文写完了，研究也就结束了，这不利于博士生走向社会后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正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本所博士毕业生不能留在本所工作。我又想把他介绍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但他对教学不感兴趣，最终去了深圳博物馆工作，一方面从事深圳改革开放史文物资料征集，一方面进行广东近现代史研究。他在工作岗位上把国家主义研究与广东近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国家主义思潮与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三民主义，相继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国家主义派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及演变(1925-1930)》等论文。我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希望他不忘初心，深入发掘资料，运用新的方法，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以感谢长期关心他、支持他的亲人和师友！
　　获悉曾科研究国家主义的成果将正式出版，我比自己出书还高兴，便应曾科的请求，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话，权为序。
　　郑大华
　　2017年8月12日于北京寓所

　　一般来说，国家主义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其学理主要包括国家目的论和国家主权论。
　　国家目的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国家应由代表智慧的哲学家来治理，并将追求永恒的“善”视为国家存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系统阐述了政治学的原理与国家理论，他将伦理视为政治的基础，强调国家是实现“共同的善”的最高社团。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着重从伦理学的角度阐释国家的存在，初步奠定了国家目的论的雏形。18至19世纪，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极大地发展了国家目的论。康德提出的“道德国家论”，是从人类实践学的角度对国家问题作出的探讨。作为启蒙思想家，康德崇尚人的理性与自由，并相信国家是人类在现实经验中获得理性与自由的必经之路。费希特是公认的“国家主义之父”，他借重于所谓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将国家主义所崇尚的国家主权人格化，并强调为国家尽义务是个人进入理性王国的必要途径。黑格尔是公认的国家目的论之集大成者，他将古典唯心主义对国家道德属性的推崇发挥到了极致。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所以，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益及一切，只有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地位和意义，成为国家成员乃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总而言之，个人只有服从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从而具有伦理性。
　　国家主义的另一学理基石——国家主权理论——是由16至17世纪马基雅维利、布丹、霍布斯等政治学家提出和完善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在《君主论》中提出了利益原则的人性论，他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利己原则支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往往随顺一己之私欲而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为了保障人群的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设置一重外在的力量，这个力量来源于君主、法律和国家，总括来说就是国家强制力。因此，国家完全是人类世俗生活的产物，并非如中世纪神学家所宣说的是神的创造物。世俗国家论的提出，标志着近代欧洲国家主义意识的萌生。马克思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