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2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2版）》论述了中国从前封建时代直至晚清的政治制度史。作者运用制度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了这一历史时空的政治组织的构架、政治文化的变迁、政治运作的规则和机制的变化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理路。既勾勒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概观，又彰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核心问题。

　　张鸣，1957年3月出生，浙江上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过程》、《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直截了当的独自》、《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

总序
开篇语
绪论
第一章 前封建时代和封建时代
第一节 前封建时代
第二节 封建时代的过渡——夏
第三节 封建时代的确立——商
第四节 封建制的盛世——西周
第二章 “官僚”帝国的时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
第一节 官僚制帝国时代的过渡——春秋战国
第二节 法家帝国——秦
第三节 王霸之道——两汉
第三章 贵族与皇权——三国、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三国，贵族政治浮出水面
第二节 九品中正制和“户调式”与门阀政治
第三节 门阀政治阴影下的西晋分封复古
第四节 中央机构的权力制衡与职能分工的初现
第五节 地方官制与行政区划的演变
第六节 军队私人化的走向
第七节 门阀政治的政治文化与门阀政治的末路
第四章 考试帝国——隋唐
第一节 隋朝的创制
第二节 三省六部和集体宰相体制
第三节 科举制度
第四节 唐代的官吏任用考核制度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监察体系
第六节 府兵制及其畸变
第七节 隋唐的地方政府体制
第八节 隋唐的司法制度
第九节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五章 军阀政体——五代十国
第一节 武化结构与秩序
第二节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体系
第三节 缺乏道德维系导致的制度性动荡
第六章 精致繁复的网状王国——两宋
第一节 繁复的中央行政机构
第二节 宋代的地方官制
第三节 宋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
第四节 宋代官员的人事制度
第五节 宋朝的兵制
第七章 草原帝国——金、元
草原帝国（上）——金朝
第一节 金朝的政府特色
第二节 猛安谋克制度
草原帝国（下）——元朝
第一节 元朝的大汗和皇帝制度
第二节 元朝的中央行政体系以及决策机制
第三节 元朝的地方行政系统
第四节 投下分封制度
第五节 社会等级与政治文化
第六节 元朝的兵制
第八章 绝对王权——明、清（1860年之前）
绝对王权（上）——明朝
第一节 政治中枢的变迁
第二节 明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第三节 明代的地方行政体系
第四节 明代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第五节 明朝的兵制
第六节 明朝皇室的特务机构
第七节 明朝的监察制度
第八节 明朝独特的宗藩制度
绝对王权（下）——清朝（1860年之前）
第一节 清代的中枢决策及其机构
第二节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第三节 清代的内务府和太监机构
第四节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第五节 清朝的八旗绿营兵制
第六节 清朝的朝贡和理藩体系
第七节 清代的地方行政及其运作
第九章 转型的阵痛——晚清
第一节 清朝政治格局的转换
第二节 勇营制度和新式海军
第三节 总理衙门和总税务司
第四节 戊戌维新变革的制度意义
第五节 清朝的新政
参考书目
资料部分
专著部分
后记

　　邓小平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革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现实生活上，而且还表现在因现实的变迁而带来的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上的成就方面。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经济变革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在民主法制建设上，人治正在走向法治，政治的制度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终身制的废除和退休制度的形成。其次，在国家结构上，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单一制已经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国家结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再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过去是“大政府（国家），小社会”，现在正向“大政府（国家），大社会”的方向变化。民间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自由越来越多。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封闭、激进而又教条的态度已经转变为开放、理性而又灵活的态度，因而形成了引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构想。所有这些变革，都是我们在20多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当然，在政治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那就是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约束政府权力、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顺畅表达的机制，以便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实际工作者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实践，更需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政治学专业人才的智慧与理论贡献。
　　 我国的政治变革既是对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挑战，又是促使政治学发展的良好机遇。我国的政治学在这种压力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中正在快步前进。首先，在学科分类上，政治学已经从法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级学科。其次，在学科分支上，政治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制度史、思想史而发展成为学科门类更加丰富、更加有特色的一门学科，诸如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政治学方法论等。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发展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多元化方法论，诸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以及方兴未艾的新制度主义。最后，在问题研究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我国政治学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发展中的不足。作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见证人，我们不能不为政治学发展中的结构性缺失而忧心忡忡。比如，就专业刊物而言，不要说与经济学、法学和历史学比较，就是和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专业刊物的数量也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只能散见于综合性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
　　 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是高校政治学专业建设。自1980年恢复政治学专业以来，政治学系或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已经成为很多高校的普遍性建制。而且在各高校政治学专业竞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各个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无不生机勃勃，成就斐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所共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研究重镇。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科发展中非常注重教材建设，经过专业优化组合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的“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我国很多高校政治学专业和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必备教科书。从已经出版的教材来看，我认为，“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系上的创新性与独特性。教科书固然应该有通用的内容，但是在教材林立的今天，千篇一律而了无特色的教材是难以立足的，也难以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中的每一本教材在体系上的创新性和独特性都是很突出的。
　　 第二，内容上的研究性与新颖性。体系上的独特性应该由内容上的研究性与新颖性构成。教科书不但要介绍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还应该容纳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对有关理论成果的看法与评价。该系列教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这些教材都是作者们基于自己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心得而撰写的具有新意的研究性作品。事实上，国外的大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学术界享有名望的教授来撰写。一本好的教科书之所以享有盛名，就在于其因体系上的独特性和内容上的研究性而形成的权威性。
　　 第三，观点上的全面性与选择性。教科书是一种通论性的著作，因而包容的学术观点、理论应该尽量全面。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本书企图容纳所有的观点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有的观点不过是个别学者的偶发奇想而不具有普遍性。这就需要撰写者去伪存真，认真取舍。我很高兴地看到，本系列教材在追求观点的全面性时，也没有忘记选择性原则。
　　 第四，方法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包容性。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尤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政治科学更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吸纳人类精神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少不了与其他理论流派的碰撞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与扬弃。封闭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排除对其他理论流派的介绍与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本套教材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同时，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兼容并蓄地介绍和分析其他理论流派。
　　 本套教材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们不但是有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必备的教学和学习用书，也是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籍。虽然具有上述优点和特征，但是十全十美的社会科学著作是不存在的，因此，本套教材中的缺点与不足在所难免。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广大读者积极批评、热情指正！

　　在西汉初年，由于官僚体制还不够完善，所以行政和监察体系之间的界限还不甚明了。丞相总理朝政，往往也行使监察权，可以随意地弹纠百官。随着官僚制度的逐渐完善，监察权开始集中到监察体系上来，形成了足以制约行政体系的强大力量。
　　汉代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御史台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御史大夫之下，御史台的实际负责人是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下辖两丞，分别负责御史台的两个部分，一是侍御史组合，有15人，负责对中央各级官员特别是对他们上朝时的礼仪监察。其中有两位被称为治书御史，地位特别重要，特选明了法律的官员担任，凡御史参与审讯重大案件时，由他们掌握量刑的依据。同时，御史台还留有御史这个官职原始的功能，负责管理国家档案（最早，御史是由史转化来的）。档案管理处被称为兰台，兰台的管理也归侍御史负责。二是御史组合，有30人，负责对军队和地方的监察。汉武帝时，为了强化对地方的监察，将全国行政区划分为13部州，即13个监察区，分设12个刺史和1名司隶校尉（管京畿地方）负责地方的监察。西汉末年，设立三公官，御史大夫变成了位高但无权的司空，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领导者。而原来与州刺史并列的司隶校尉，由于担任京师的监察并兼及负责京畿治安，往往要管到在京师的王公高官的头上，地位也大大提高，与尚书令三人上朝专席独坐，号称“三独坐”，威势压过百官。注意，这时的“三独坐”中有两位属于监察官。
　　与庞大的行政机构相比，监察机关只是一个小系统，人员少而且官阶低。当御史大夫不再领衔御史台之后，主官御史中丞官阶尚不及九卿。但监察系统足以跟行政体系抗衡的原因，恰在于它实际上是皇权的耳目，因而被赋予了特别的权力，拥有特殊的行动规则。任何官员，无论官阶多高，只要被监察机关盯上，而且找出错处，就面临着丢官的可能，除非这个人得到了皇帝格外的信任，才可能幸免。即使有这种信任，受到监察机关的弹劾，对官员的名声也很不利。官卑而权重，是监察官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虽然御史们官阶低，但由于他们手中有无所不在的监察职能，因而有了某种针对各级官员的“管官”功能，所以说话的分量不可能不重。另外，监察机构虽然很小，但却是一个独立的、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系统，御史虽然官不大，但除了皇帝和自己的上级之外，谁也管不着他们。其三，御史可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来从事监察，可以闻风弹奏，不必核实准确。其四，除了监察权之外，御史台还经常被皇帝赋予某些特别的权力，御史中丞和他的下属们，经常性地参与司法案件的审理。作为京师监察官的司隶校尉，是京师地方事实上的第一号执法官。一个有威严的司隶校尉，不仅可以使当地的不法之徒销声匿迹，而且足以震慑那些来自王公贵门的纨绔子弟，使他们作威作福的行为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