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

　　本书把中亚放在全球史的大视野上，从理论、方法、具体研究课题上，讨论了中亚史研究的问题。第一篇为“‘一带一路’与区域研究”，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史上中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强调中亚地区是古代连接欧亚大陆的中心；第二篇“重思‘中亚’”，主要论述前近代18-19世纪的中亚历史；第三编“转型中的‘中亚’”，以学术史为主，讨论我国中亚史研究1949年以来相关学科建设，范式与话语的转换。

　　黄达远，男，浙江嵊州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疆与中亚问题研究。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边疆热点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首席专家，陕西省“三秦人才”津贴获得者，入选陕西省高校“首批人文社科青年英才计划”。曾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第七批援疆干部于2011.9~2013.1在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支教。李如东，男，彝族。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亚与西北穆斯林社会与文化。

版权信息

导论
从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中国
“一带一路”与区域研究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
欧亚时空中的西北：“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地缘区位观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试论区域关系史视域下的“西域”
重思“中亚”
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
从“西域”到“中亚”
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
从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看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
19世纪初俄国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
转型中的“中亚研究”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附录
从朝贡体系到地缘体系：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历史关系概述
第一批探险家
后记

　　重思“中亚”
　　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
　　——“世界历史上的中亚”会议发凡
　　昝涛
　　中国向西就是狭义上的中亚，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亚。为了行文上清晰起见，需要从地理上界定一下中亚。广义的中亚就是古代的“西域”，狭义的中亚就是现在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广义的中亚具有文明史的重大意义，狭义的中亚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中亚五国的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伊朗、阿富汗的边界。五国面积共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
　　认识一个对象，经常难免将其客体化、他者化。若对此认识过程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反思，那么，基于这种认识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蒙蔽认识者自身的障碍。因此可以说，认识一个“他者”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亦是认识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从国人对中亚的认知来说，与“自我”有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对中亚如此无知？“我”认识中亚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自身的局限性主要就在于我们的认识总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原）出发，没有把我们对中亚的认识置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进程中。
　　引子：从“张骞凿空”说起
　　西汉时，张骞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通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对西域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的情况是：“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　　班固说：“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际。”张骞因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博望侯“大大地开阔了我们古人的地理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东西交通史上，张骞“凿空”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历史学家翦伯赞甚至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
　　没有张骞，很难想象汉朝能够成功经营西域。公元前102年，汉将李广利远征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府，辖区包括今中国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和费尔干纳盆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张骞死后，汉朝派出的使者“皆称博望侯”。汉朝与西域邦国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当时，汉朝派出的使节，每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多则十余起，少则五六起；路程远的往返要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汉宣帝不仅亲自接见、宴请匈奴贵族和使者，还把汉朝官属侍御上百人集中在上林苑，专门学习乌孙语言。　　张骞通西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中原—华夏文明在欧亚大陆中西部进行经营的开始。在近代欧西强势文明渡海而来以前，中原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就是通过西域陆路进行的，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皆循此路而来。后文将提到，中原文明向西的经营，与其在东亚的典型的“朝贡贸易”体系具有不同意义。
　　在游移中前行了很久之后，人往往会迷失自我，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必须回到起点。对于需要讨论的中亚这个主题来说，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应是我们的起点。时过境迁，谈论张骞不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且是为了探寻张骞身上所投射出来的某种穿透历史的力量和魅力。这不仅仅是指张骞与“蛮夷”交往的个人魅力——如司马迁所言，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那个时代华夏精英阶层自信的精神、魄力与气象。
　　在中国主流知识界存在一个知识上的盲区，那就是希腊以东、中国新疆以西这块大区域，即中东与中亚。这种“无知”状态既是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的，更是将那里变成了“东方学”意义上的异域情调，对主流知识界而言，那里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疆，而且也是心理-文化上的边疆与边缘地带。人们一方面在膜拜着欧西，一方面又没有突破那个知识盲区的动力和主观意愿。在这种状态下，就难以生产出关于这个地区的有效知识，更谈不上建立关于中亚的常识性认知结构。
　　一 地缘：东—西格局的演变
　　论当代之形势，不可独拘泥于现世，尤不可不察上下数千年之历史大势。对中原王朝而言，西域问题其实就是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长期南—北对峙/并立格局下出现的“西向战略”问题。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草原与农耕对峙的传统南—北问题已转变为中俄两个大陆性国家并立的局面，这是新的南—北问题。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应将西域问题置于南—北对峙下的西向战略框架内审视。迄今，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东—西格局”，分别为“西高地—东平原”、“西域—中原”以及“中国—中亚”。“东—西格局”的层层外扩，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政治体的壮大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