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本书源于贝蒂·哈特（BettyHart）和托德·里斯利（ToddRisley）在1995年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一些孩子在4岁前比其他孩子听到的单词少了3000万个。那些听了更多单词的孩子在进入学校之后能够更为适应，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方面。继续追踪这些“多听”孩子，他们在三年级时较同龄人拥有更丰富的词汇量、更强的阅读能力，且在考试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数。这种学习能力上的显著差异被称为“成绩差距”或者“学术落差”。达娜·萨斯金德教授时任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人工耳蜗植入外科医生，她得知这3000万词汇的差距后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项目旨在找到好的方式来弥补这一词汇差距。“3000万词汇倡议”项目计划指导父母进行有效的亲子沟通，这种沟通方式能够优化孩子的神经发育，项目的效果已经在芝加哥人口群体中得到验证。他们把这一方法称作3T原则：共情关注（Tunein）、充分交流（Talkmore）、轮流谈话（Taketurns）。项目会指导父母如何使用语言才能产生更丰富的激发作用。

　　达纳·苏斯博士。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小儿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三千万字倡议”机构的创始人和主任。这个机构的缘由是，基于科学研究表明，发育中的孩子早期接触的语言数量对其大脑构造和发展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这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性格塑造及学习能力差异。
她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杰出项目创新的领导者”奖项。她是希拉里基金举办的“Too Small to Fail initiative”活动顾问，也是白宫“结束成绩差距”这一倡议的发起人之一。这本书是她30年的复杂研究结晶。

版权信息
推荐序
译者序
第一章 缘分：儿童人工耳蜗医生眼中的大脑发育
我的故事
人工耳蜗植入
进展缓慢让我受益
扎克和米歇尔
扎克
米歇尔
语言环境与学习水平
左手科学，右手责任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
梦开始的地方
第二章 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
儿童清醒时间应该做什么
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研究
托德·里斯利：老老实实收集数据，认认真真做好研究
贝蒂·哈特：最佳拍档
3000万词汇差距初现
真正的差异
研究结果可信吗
是否与数量有关
数量与质量的紧密联系以及闲谈的重要性
信念差距和成就
3000万词汇包含重复语
大脑和语言处理速度
第三章 神经可塑性：早期语言环境的决定性影响
儿童大脑的后天发育
静面实验（面无表情实验）
父母应尽量增强儿童脑回路构建
阿卜杜拉
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
时机决定一切
表舅的故事
听、读与学习能力
儿童才是语言老师
我们都曾是计算天才
为什么年纪越大越难学习新语言
像孩子一样说话没什么不好
看电视能刺激语言发育吗
何时都不晚
第四章 语言的力量：从思维能力到人生观
神经连接体
父母语言与儿童大脑回路
“我讨厌数学！”
数学是通向未来的一扇窗户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容易，有的人觉得难呢
略估数字系统
基本原理：不是简单的“一二三”
父母的数学词汇与儿童的数学能力
父母语言影响儿童的空间能力
性别差异：细微的影响如何产生强烈的作用
性别定型
卡罗尔·德韦克与成长型思维模式研究
动力与决心
父母称赞风格塑造儿童思维模式
主动VS被动
他们有意志力吗，你可以想象一下
学习的三大要素
自我调控和执行功能：脑前额叶皮层
孩子进行自我调控的关键
自我对话
父母语言如何影响儿童自我调控
父母语言的细微差别
双语的优势，我必须讲给你们听
同情心与道德观：变得善良的科学方法
“你真差劲”VS“你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第五章 3T原则：优化大脑发育的亲子沟通
第一部分 明确大脑发育的最佳阶段
3000万词汇倡议，只为做好一件事
“3000万词汇倡议”父母：创造力和合作
没有天生聪慧的孩子：他们的聪慧源自其善于沟通的父母
构建丰富的早教语言环境
第一个T：共情关注
沟通的色彩
第二个T：充分交流
第三个T：轮流谈话
3T原则和LENA让项目更顺利
LENA：语境分析系统
团队的原动力
第二部分 3T原则的实践过程
分享阅读
3T原则和数学
基于过程的称赞
自制力和执行力
教导自制力的最佳途径：言传身教
指令：对自制力和大脑发育都毫无益处
因果思维
创造力
3T原则与音乐
3T原则与视觉艺术
3T原则与假装游戏
鼓励创造性思维
第四个T
“科技食疗”
展望未来
与科技积极共处
第六章 唤醒潜能：不一样的童年，一样的希望
日益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
切莫一概而论
决定性因素：父母和照顾者
解决矛盾
育儿文化
不平等的童年，平等的希望
协作培养VS.成就自然成长
父母多做一点，孩子更多成长
观点的转变
穆尔曼-波梅兰茨研究
特里西娅的故事
成功的育儿方式
打破固有思维
怎么才能发生改变
社会成长型思维模式
必要条件
科学是真正社会变革的基础
创造更好生活的决心
兼顾两代人的方法
“3000万词汇倡议”项目的两代人经验
第七章 重视父母的语言，融入育儿文化
儿童潜能，重中之重
我们该怎么做呢
潜能差距导致成就差距
儿童，未被开发资源之最
父母的语言，第二大资源
传播消息
一项重要的公共健康指标
医疗系统
希望
“3000万词汇倡议”项目的创立
何时才会出现持续的变化
宣传
詹姆斯的故事
为了孩子的未来
附录 幼儿教育组织和资源
后记 走过海岸线
致谢
注释

　　推荐序
　　2016年我在看一篇儿童心理发展的文章时，无意中接触到“3000万词汇倡议”，这个倡议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达娜·萨斯金德博士发起的。
　　达娜·萨斯金德博士和她的团队发现，在孩子三岁前，父母对他们说的话直接影响其大脑发育。换句话说：父母的语言，直接塑造着孩子的大脑。
　　这个研究非常有意义，如果能够在全世界推广，也许能够直接改变很多孩子的命运。看完这个项目的详细介绍以后，我感觉如获至宝。
　　“三岁定八十”的真相是什么
　　国际上很多亲子研究都着眼于父母对子女性格、品德等外在表现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子女大脑发育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岁定八十”，似乎就在揭示这个现象。虽然这句话并不被所有人接受，接受的人也有各自的解读，但看完了萨斯金德博士的研究后，我才真正明白“三岁定八十”的真相是什么。
　　人类的大脑是唯一在出生后还具有可塑性的器官，尤其是在三岁前。三岁前，大脑会发育到成熟期的80％左右，这三年里，使大脑建立神经连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语言，具体来说，是父母的语言。
　　一个正在迅速发育的大脑，会通过听觉和视觉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如果把大脑比喻成一台机器，父母的言行就是在为孩子创造超级机器的过程。
　　婴儿们生下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说，然而这只是表象，他们的大脑正在迅速发育。一直要到孩子较大甚至入学之后，父母才会发现，有些孩子似乎特别聪明，反应敏捷；有些孩子即使很努力，成绩也无法提升；有些孩子对艺术敏感，有些孩子对音乐敏感，等等。
　　遗憾的是，当父母足以发现这些特点之时，孩子的大脑已经基本定型了。不同的大脑或者利于学习理工科，或者利于学习艺术专业，或者什么也不擅长。然而这台大脑机器，恰恰是父母以每一句话为材料，亲自搭建的。
　　为什么“输在起跑线”上
　　“3000万词汇倡议”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输在起跑线”上。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三岁前听到的单词数量远远少于高学历家庭的孩子。
　　调查数据显示：
　　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数是616个
　　工薪阶层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数是1251个
　　高收入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是2153个
　　低收入家庭的小孩不仅听到的单词数量少，而且会接收到很多消极的单词和粗鄙的俚语。在出生的头几年，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包含积极、正面意义的单词数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56万个。
　　“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家境富有，或者报了多少课外班，而是他们一出生，就能够在语言丰富、积极正面的环境中熏陶。
　　美国很多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已经指出，社会所谓的学前教育期，在时间上实际已经晚了。真正的教育，从孩子刚出生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学校并不是教育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一种检验。
　　研究还发现，孩子的数学能力、空间推理能力、毅力、自律性、道德感、同理心都和孩子早期听到的词汇有关系。
　　所以，当孩子正式进入学校以后，他们的学习能力便会体现出显著差异。有些孩子并非不努力，但是他们成绩就是不好，理解知识就是比别的孩子慢，等等。
　　“3T”原则法
　　这本书*重要的价值是告诉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对话，才能*大化地激发其大脑潜能即“3T”原则法：
　　共情关注（Tune in）：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
　　充分沟通（Talk more）：与孩子讨论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词语
　　轮流谈话（Take turns）：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
　　这本书会指导父母如何在和孩子的对话中，“塑造”孩子的大脑。
　　我在公众号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研究的文章，简要介绍过3T原则，但是很多父母觉得不够详尽。现在好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引进了萨斯金德博士的书，大家可以详细阅读本书，按照书中的案例和理论，实践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父母语言对孩子的意义，可能比任何昂贵的早教班都更加深远。推荐父母将这本书买来看看，参考这本书的方法，用“语言”帮孩子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小楼老师
　　小楼老师心理课公众号主编

　　双目失明让我看不到世界，双耳失聪让我听不见人心。
　　——海伦·凯勒（Helen Kaller）
　　（美国女作家）
　　父母的语言是世界上*珍贵的语言。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不论他们使用怎样的词汇、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语言对开发孩子大脑潜能起着*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脱离语言，孩子大脑发育将会受阻。听力正常但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与天生耳聋且未接收大量语言符号的孩子无异。如果不对这两类孩子进行干预，那么他们则很可能会终生保持沉默，这样的打击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当然，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听力正常的孩子还是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孩子）生活在语言符号丰富的环境中，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一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我的故事
　　一名负责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外科医生写了一本关于父母语言影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大众的心目中，外科医生是不善言谈的。他们擅长的不是嘴上的，而是手上的：外科医生不但能在手术室里用灵巧的双手完美地为患者缝合伤口，还能准确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并及时给出手术方案。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一台漂亮的手术更令人开心愉快的了。
　　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帮助耳聋患儿重获听觉。耳蜗由一条骨蜗螺旋管环绕蜗轴旋转两圈半而成，这个器官就是听觉神经开始的地方。如果耳蜗受损，那么声音传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人工耳蜗的植入可绕过损伤的内耳毛细胞，直接刺激听觉神经，将听觉信号送到大脑。*终，聋儿能听能说，他们不管从学习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我认为人工耳蜗植入术对完全丧失听力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正是大脑赋予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大脑有别于耳朵这样的器官，它似乎神秘莫测，掌管着生活中的一切未知之处。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亲手解决患者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然而，我在医学院经历的第一次神经外科手术——脑膜瘤切除术却并不那么顺利。当天由神经外科主任R博士操刀切除病人脑部的这个良性脑膜瘤。因为我当时正跟着R博士编写一本教材，“脑膜瘤切除术”就是其中一个章节，所以他叫我到手术室亲眼看看这个手术，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清洗的任务。
　　进了手术室，R博士就示意我往手术台上看。我看到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人，被剃了光头，头皮沾满消毒用的黄色必妥碘和刀口渗出来的鲜红的血。这个人的颅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灰色的凝胶状的大脑正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好像随时可能从里面蹦出来一样。病人整个身体被一块长长的蓝色无菌布遮住，看上去像在做魔术表演一样。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我突然想到自己脑袋里怦怦跳动的大脑。难道就是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真的是这样吗？我开始手脚发软，伴着手术室耀眼的灯光，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R博士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终，我被几个在场的护士从地上扶到椅子上。是的，你猜对了，我晕倒了。很难堪吧！
　　20世纪80年代在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脑子被医生动过，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那个时候，但凡接受了脑外科手术的人，即使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了，身体状况也远不如从前了。当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再从事与脑外科相关的工作了。之前在手术室不太好的经历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和大脑打交道。耳朵，就是其中一种我选择的方式。罗德勒斯克是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研究员期间的导师，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要领。
　　人工耳蜗植入术在我看来是*优雅的外科手术之一，整个手术仅依靠高功率显微镜就能完成。显微镜内部有一个小巧且精密的装置，转向非常灵活，能把耳道放大很多倍。手术时，不需要开灯，显微镜的光便足以把整个耳道看得一清二楚。医生和患者通过这道光彼此间默默地交流着。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喜欢放着音乐做手术，而我却喜欢安静地做手术，所以整个手术室只听得到我手里的电钻嗞嗞作响，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我成为头颈外科医生，负责小儿耳蜗移植术，是很偶然的。因为医疗界的两件重大事件给先天性聋儿带来了佳音。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议新生儿在出院前接受听力筛查，旨在尽早发现有听力障碍的婴儿，指出所有有听力障碍的婴儿都应该在3个月前被发现，6个月前予以干预。这项关于公共健康的倡议是非常明智的。曾经，家长和儿科医生*初发现孩子有听力障碍，不会说话时，总习惯自我安慰道：“这孩子只是说话晚而已。”或者“她的哥哥话多，她话少而已。”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双耳失聪。如果到孩子三岁才被确诊为耳聋，那么*佳治疗时机早已错过。听力筛查有助于先天性耳聋的婴儿在三个月内被发现并及时得到救助。由此可见，孩子初期听力筛查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与此同时，人工耳蜗植入术应运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神经医学发展史上的奇迹。人工耳蜗让数百万聋儿重获听力的梦想成为可能，他们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人工耳蜗植入
　　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很任性。一旦患上脑性瘫痪、中风或者遭受脊髓损伤和踢足球引起的头部外伤，遇到这类脑和神经受损，医生往往认为“改善就是*好的治疗了，不要奢望治愈”。听力丧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善”而已。其实，还大有可为。
　　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第一例成人单电极耳蜗进入临床移植，该耳蜗具有声音探测和声音识别的功能。随后，1990年，具有复杂处理功能的多电极儿童人工耳蜗问世，这几乎和新生儿听力筛查推广发生在同一时间。当先天性聋儿的大脑正好发育到能够处理语言信息时，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就能重回有声世界。
　　人工耳蜗的问世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两件历史性大事件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长到三岁时，脑部发育已完成85％，脑神经细胞多达数千亿个，此时的大脑正为思考和学习做准备。科学研究证实，脑部发育与幼儿的语言环境息息相关。不是说大脑在孩子三岁以后就停止发育了，而是三岁以前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婴幼儿的听力丧失也被称为“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这将阻碍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
　　由此可见，早期的听力筛查对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确诊为耳聋，则需要尽快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错过这个*佳时机，等孩子大了才去诊断，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效果微乎其微。虽然，人工耳蜗确实属于高科技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孩子成长的任何时期都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次成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术需要利用“脑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新的刺激下发育。虽然就语言学习来说，大脑神经的可塑性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出生起到孩子三四岁，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期，一定不容错过。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后天耳聋，之前曾经尝试过学习说话，大脑已经具备了处理语言的能力；二是先天耳聋，但没在关键期内做人工耳蜗植入，这样*好的情况是听得到声音，但几乎不明白意思。
　　然而，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佳时间植入了人工耳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康复效果不佳。
　　进展缓慢让我受益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项目，该学校位于芝加哥南部，这个地区经常会爆发一些因居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引起的示威活动。在做项目研究前，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聋儿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聋儿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可谓困难重重。这对我和研究团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与机遇。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职业规划。
　　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人权冲突*激烈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母亲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有一年年底，母亲被派去秘鲁做一个在利马贫民窟建立未成年人庇护所的研究项目，她也带着我一起过去了。一次她编了一个铝制背篓让我坐进去，然后背着我翻山越岭，当地的居民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或许从没有见过别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做的远不及她学到的多。对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后来面对自己的患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在研究项目开展初期，我几乎对人工耳蜗植入一无所知，这是我*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开展得很缓慢。我以为患者会排着长队前来咨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如在商场大甩卖般纷至沓来。但正是这样缓慢的进展让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问题。
　　来咨询的患儿实在屈指可数，人少我就有充足的精力给他们父母般的关爱，我留意着他们每天的点滴变化，嘴角扬起的第一丝微笑或人生迈出的第一个步子。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骄傲。人工耳蜗植入后要进入“激活”状态，即启动患儿的耳蜗装置，每次这样的重要时刻，我都会亲自到场。当患儿听到声音时，我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欣喜若狂，然而，当患儿的植入术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会非常悲伤难过。
　　人工耳蜗植入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声音的延迟反馈；患儿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毫无反应；说话或者读书时发音迟缓。更让人费解的是，起初情况很相似的几个小孩，做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先天性聋儿的世界。
　　曾经我把观察患儿们看作一项科学研究，从不会把它看作一件有趣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有足够大的数据支撑的科学研究才足以支持或者反驳某个立场，才有所谓的说服力，才是“真科学”。但我慢慢地意识到若不顾及自己在研究中的个人感受，一味追求所谓的大数据，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