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古拉格：一部历史》荣获普利策奖、达夫·库珀奖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塞缪尔·约翰逊奖

　　在这部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著作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古拉格》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安妮·阿普尔鲍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编辑部成员（2002-2006）。毕业于耶鲁大学（1986），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1987）。曾担任（伦敦）《旁观者》杂志国外编辑，《经济学家》杂志驻华沙记者和网络杂志《石板》以及一些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作品还发表在《纽约书评》、《外交季刊》、《华尔街日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刊物上。
　　她的著作还有《东方与西方之间：跨越欧洲的中间地带》。

版权信息
本书获誉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第二章 “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
第三章 一九二九年：重大转折点
第四章 白海运河
第五章 扩大劳改营
第六章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第二部分 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
第七章 逮捕
第八章 监狱
第九章 押解，到达，挑选
第十章 劳改营的生活
第十一章 劳改营的劳动
第十二章 惩罚与奖励
第十三章 看守
第十四章 囚犯
第十五章 妇女和儿童
第十六章 垂死的囚犯
第十七章 生存的策略
第十八章 逃跑与反抗
第三部分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兴衰，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八六年
第十九章 战争爆发
第二十章 “局外人”
第二十一章 特赦——及以后
第二十二章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全盛时期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死了
第二十四章 囚犯的革命
第二十五章 解冻——与释放
第二十六章 持不同政见者的时代
第二十七章 八十年代：捣毁塑像
尾声：纪念
附记：究竟有多少？
参考资料
注释词汇
译后记

　　所有这一切必须留在俄罗斯历史中，永远不能再发生，因为发动一场对于自己人民的战争是最大的犯罪。
　　——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强烈推荐人们阅读安妮·阿普尔鲍姆精心撰写的这部言之凿凿、出类拔萃的历史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

　　全面详尽，引人入胜。……（安妮·阿普尔鲍姆）严厉抨击了控制着古拉格体系的腐化堕落，证明了苏联人民的适应能力。……她的研究无懈可击。
　　——《旧金山纪事报》

　　一部终于使我们可以一睹古拉格全貌的力作……一本价值连城而且不可或缺的书。
　　——《华尔街日报》

　　雄心勃勃，资料翔实。……无法估价。……阿普尔鲍姆有条不紊、毫不畏缩地向人们展示了进入古拉格的地狱并在其中生活的意义。
　　——《纽约人》杂志

　　（阿普尔鲍姆的）著作有力而深刻，不过，它取得这种效果所依靠的是真诚和克制而非技巧的华丽。……（一本）令人钦佩和勇敢无畏的书。
　　——《华盛顿月刊》

　　丰碑似的不朽之作。……阿普尔鲍姆用其令人赞叹的叙事技巧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新闻日报》

　　价值连城。在俄语或者其他任何语言中还没有像本书这样的著作。它值得人们广泛阅读。
　　——《金融时报》

　　一本其重要性不可能被夸大的书。……权威著作。……阿普尔鲍姆以如此平静优雅的笔调和道德上的严肃性所撰写的这本书对于治疗有关二十世纪两三桩穷凶极恶暴行的遗忘症——这种遗忘症令人不可思议地似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影响着公众的意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项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我们大家应该感谢（阿普尔鲍姆）。
　　——《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

　　一本可怕的人间苦难纪事，一部关于人类所经历的最疯狂地滥用权力的某个时期的历史，一则道德意义深远的警世明言。……一部具有无畏风格的权威著作，这种风格既使人感动又令人震惊，它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生活，揭示了注定灭亡的社会和腐朽的幻想的极度衰败。
　　——《每日电讯报》（伦敦）

　　在安妮·阿普尔鲍姆之前没有哪位西方作家尝试过以见证人的描述和档案记录为依据撰写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她的尝试产生了一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全面而详尽的研究成果；这一课题的每个方面均为逃过她的注意。优美通俗的文字……将使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获益良多。
　　——《纽约太阳报》

　　为了了解劳改营中原始野蛮的人类生活体验，可以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伊琳娜·拉图申斯卡雅的《希望的颜色是灰暗》。为了了解这一罪恶的影响范围、来龙去脉及其令人恐怖的变本加厉，阅读这部历史吧。
　　——《芝加哥论坛报》

　　西方作者对这一苏联祸患所发表过的最权威——和最全面——的报道。
　　——《新闻周刊》

　　一项巨大的成就：博学，感人，深刻。……读者不会轻易忘记阿普尔鲍姆对古拉格给人类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生动描述。
　　——《国家评论》杂志

　　清晰易懂，周密细致，毫无耸人听闻之意，它应当在每个知识分子读者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
　　——《洛杉矶时报》

　　权威著作。……必将成为今后多年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性报告。
　　——《新批评》杂志

　　对一九一七至一九八六年间苏联劳改营兴衰史的精辟描述。……一本非常好的书。
　　——《纽约书评》

　　序言
　　于是，命运使得人人平等
　　不再按照法律规定
　　无论是神父的儿子还是人民委员
　　无论是富农的儿子还是红军司令……
　　在这里，各个阶层平起平坐，
　　同是营中难友，大家皆为兄弟，
　　人人都被打上叛徒的印记……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凭着记忆》引自斯蒂芬·F.科恩所编《不再沉默：苏联的自由言论》，第39页。
　　这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历史：一部关于庞大的劳改营网络体系的历史，它曾经遍布整个苏联地区，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到哈萨克，从莫斯科市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在字面上，“古拉格”（ГУЛAГ）这个词是Глaвнoe yпpaвлeниe лaгepeй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劳改营管理总局”。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拉格”一词不仅表示集中营当局，而且表示苏联的劳动苦役营系统本身，其形式和种类无所不包：劳动营、惩罚营、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禁营、妇女营、少儿营、临时难民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古拉格”代表着苏联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
　　古拉格在沙俄时代就有先例，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存在于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队。当时它已具有现代特征和较为常见的形式，这一形式在俄国革命之后几乎立即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组成部分。针对真实和指控的敌人而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是革命的要素之一，从一开始，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以前，革命领袖列宁就已要求把“不可靠分子”监禁在主要城镇之外的集中营里。乔治·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第102-120页。一批贵族、商人以及另外一些被定性为潜在“敌人”的人遭到正式监禁。到了一九二一年，已有八十四座集中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大部分用于“改造”这些主要的人民之敌。
　　从一九二九年起，集中营有了新的意义。那一年，斯大林决定利用强制劳动力加快工业化进程，同时在人类几乎无法居住的苏联北方边远地区发掘自然资源。也是在那一年，秘密警察开始掌控苏联的刑罚系统，一步步地使全国的劳改营和监狱脱离了司法部门。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大规模逮捕行动的促进下，劳改营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到三十年代末，在苏联十二个时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找到劳改营。
　　与一般人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古拉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并未停止发展，而是经过整个二战期间以及四十年代的持续扩张，在五十年代初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到那时，劳改营已在苏联经济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它们生产的黄金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煤炭和木材产量所占比例更大，同时大量生产几乎所有其他产品。在苏联存续期间，至少出现过四百七十六个性质不同的劳改营联合企业，由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劳改营组成，任何地方的一个劳改营都有成百上千乃至成千上万名囚犯。Н.Г.奥霍京和А.Б.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1923-1960》。他们从事可以想象得到的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木材采运、煤炭采掘、土木建筑、工业制造、农牧养殖、飞机大炮设计，而且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国中之国里，与文明社会近乎完全分离。古拉格拥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道德标准，甚至还有自己的俚语方言。它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自己的英雄人物，自己的反派角色，并给所有身历其境的人——无论他是囚犯还是看守——造成深远的影响。获释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居民们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认出以前的囚犯。
　　这样的邂逅时常发生，因为劳改营的人员流动频繁。虽然逮捕从不间断，释放同样也没有停止过。囚犯因服刑期满、因获准参军、因体弱多病或因女犯带有年幼的子女、因从囚徒晋升为看守而被释放。所以，劳改营的囚犯总数通常保持在两百万左右，但是，作为政治犯或刑事犯曾经有过劳改营经历的苏联公民的总数却要高得多。从古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一九二九年到斯大林死亡的一九五三年，最可靠的估计表明，约有一千八百万人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苦受难，另有大约六百万人被流放到哈萨克沙漠或西伯利亚森林，这些人被合法地强制羁留在流放村，也要被迫参加劳动，尽管他们并没有生活在带刺铁丝网里面。见本书附记，它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些统计数字。
　　作为一个涉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大规模强制劳动体系，劳改营在斯大林死亡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尽管斯大林毕生相信古拉格对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他的政治继承人却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实际上，劳改营是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投资。斯大林死亡之后，他的继任者开始陆续解散劳改营。三次重大反抗事件和许多规模较小却同样危险的类似事件先后发生，对加快这一进程的速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劳改营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演变。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劳改营被重新设计成为用来关押新一代民主人士、反苏的民族主义者——和罪犯——的地方。由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网络和国际人权运动的缘故，有关这些后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消息频繁曝光于西方社会。渐渐地，它们开始在冷战外交中扮演角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他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在讨论苏联劳改营的问题。只是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他本人就是一名古拉格囚犯的孙子——方才开始全部解散苏联的政治犯劳改营。
　　尽管劳改营的寿命与苏联本身的寿命一样长，尽管成百上千万人有过劳改营的经历，然而，直到不久以前，苏联集中营的真实历史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曾经采取过某些措施，人们仍然知之甚少。即使是上面列举的简明事实，尽管如今已为大多数研究苏联历史的西方学者所熟悉，也还没有进入西方公众的意识之中。“人类的知识并没有像砌成墙壁的砖头那样通过泥瓦匠的劳动整齐地积累起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里古洛曾经写道，“它的进步，还有它的停滞或倒退，均取决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准则。”皮埃尔·里古洛：《沉重的眼睑》，第1-10页。
　　人们也许可以说，时至今日，认识古拉格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仍然没有完全到位。
　　我在几年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我正走过查理大桥，那是刚刚恢复民主制度不久的布拉格的一处主要旅游景点。沿着大桥有一些街头艺人和妓女，而且每隔十五步左右就有人口齿清晰地兜售人们总是希望找到的那种供出售的风景明信片。美丽街景的绘画与廉价珠宝和“布拉格”钥匙链摆放在一起。在旧货摊上，可以买到苏联的军用物品：军帽、奖章、绶带饰物和小别针，还有曾被苏联小学生别在制服上的锡制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像章。
　　眼前的情景给我以怪异的印象。购买苏联军用物品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这是一次随意的观察，但是有时候，正是通过这种随意的观察，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围。因为在这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如果说布拉格的游客对于斯大林主义认识不足的话，那么，西方大众文化中缺乏这种概念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冷战产生了詹姆斯·邦德和惊险小说，还有出现在兰博影片中的蠢笨的漫画型俄国佬，但却没有产生像《辛德勒名单》或《索菲的抉择》那样雄心勃勃的作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许是好莱坞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选择了拍摄关于日本集中营（《太阳帝国》）和纳粹集中营的影片。后者同样不符合好莱坞的口味。
　　高雅文化对待这一问题并没有表现得更加开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名声由于他草率地公开支持纳粹、由于他在希特勒实施主要暴行之前所产生的一阵热情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名声却没有因其在战后年代始终坚定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受到丝毫损害。在这期间，有关斯大林暴行的大量证据对于任何感兴趣的人来说均唾手可得。“因为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萨特曾经写道，“所以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引自保罗·约翰逊所著《知识分子》，第243页。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利用它们大做文章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引自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所著《极权主义的诱惑》，第77页。
　　苏联解体之后，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二〇〇二年，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认为足以动笔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一主题写一部完整的著作了。他的尝试引起了另外一些作家的疑惑：为什么在政界和文学界的左派中，几乎没有人这样讨论这个问题。马丁·艾米斯：《令人担忧的科巴：笑声和二十世纪的大众》（科巴是斯大林曾经使用过的化名，取自格鲁吉亚作家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长篇小说《弑父者》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约翰·劳埃德：《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左派》，载二〇〇二年九月二日第十五卷第七百二十二期《新政治家》，第12-15页；《击中与未中》，载二〇〇二年九月三日《卫报》。另一方面，有些情况没有变化。对于一位美国学者来说，发生在苏联的事情——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他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三十年代的清洗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清洗促进了人员的晋升，所以为改革打下了基础。罗伯特·瑟斯顿：《在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惧，1934-1941》。罗伯特·康奎斯特：《恐怖微不足道，几乎无人死亡》，载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对于一位英国文学编辑来说，发生在苏联的事情——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他拒绝刊登一篇文章，原因是它“过于反苏”。这件事一九九四年发生在本书作者身上。“过于反苏”这句话直接引自一封来信。《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最后刊登了那篇文章的一个经过大段删减的版本。不过，更为普遍的反应是对斯大林恐怖时期感到无聊或者漠不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关于苏联以前的几个西部加盟共和国的书，另外撰写的一篇简要介绍该书的文章包括下面几行文字：“三十年代这里发生过可怕的饥荒，在那场饥荒中，斯大林害死的乌克兰人比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可是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记得它？毕竟，这样杀人害命太——太乏味，而且明显缺乏戏剧性。”《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东西方之间》（纽约，1994）的书评〕，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纽约时报书评》。
　　购买小玩意儿，某位哲学家的名声，好莱坞电影的到位或缺位，这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那就形成了一种背景。理论上，美国和西欧的公众知道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受到赞誉的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西方以多种文字出版。一九七三年，他那部关于劳改营的口述史《古拉格群岛》——同样是以多种文字——问世时好评如潮。实际上，《古拉格群岛》在某些国家导致了一场知识界的小型革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它使整个法国左派转而采取反苏的立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实行“公开性”期间，大量关于古拉格的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实被揭露出来，而且由于在国外的流传，它们也已广为人知。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并没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样激起发自内心的同样反应。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现任伦敦市市长的肯·利文斯顿曾经努力向我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错，纳粹是“恶魔”，他说，而苏联则是被“丑化”了。这种看法反映了许多人的观点，甚至反映了那些并非传统左派人士的观点：苏联只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出了问题，但那不是本质问题，不可与希特勒德国的问题相提并论。
　　直到不久以前，仍然可以把公众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悲剧的认识不足解释为一系列特定情况的必然结果。时间的流逝是其中之一。时过境迁，对共产党政权所应进行的指责确实越来越少了。没有人特别害怕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甚至也没有人特别害怕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于许多毁灭性的行动，这两个人也都负有责任。缺乏以档案研究为后盾的可靠的信息资料显然也是这一系列特定情况的一部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不足是因为长期以来原始资料极为缺乏。档案保密；劳改营的遗址禁止进入。电视摄像机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拍摄过苏联的劳改营或是它的受害者。反过来，没有影像资料又使了解的情况更少。
　　可是，意识形态同样使我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了解苏联以及东欧的历史。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论述见马丁·马利亚的文章《审判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载二〇〇二年秋季第六十四期《国家利益》，第63-78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少数西方左派就在竭尽全力为苏联劳改营以及造成劳改营的恐怖统治进行辩解——有时是表示歉意。一九三六年，当时已有数百万苏联农民在劳改营劳动或者被驱逐到流放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布夫妇发表了一份关于苏联的长篇考察报告，除了别的内容之外，报告解释了“被压迫的俄国农民”如何“逐渐有了政治解放的感觉”。韦布夫妇：《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第31页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当斯大林专横地判决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对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引自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极端恐怖时期：一种重新评价》，第465页。
　　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仍有学者继续介绍东德医疗保健制度的优点或是波兰的和平倡议；因关押在东欧国家集中营里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引起的抗议和麻烦不断增加，仍然有活动家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这大概是因为左派哲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是苏联哲学的鼻祖。有些术语也是通用的：群众、斗争、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对苏联的谴责太彻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也曾经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东西。
　　一心想为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不仅是极左派人士，也不仅是西方的共产党人——他们决不会为希特勒的罪行进行辩护。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公平、人人一律平等——对于大多数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的种族主义主张及其所取得的以强凌弱的成功大得多。虽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起来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对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后代来说，谴责一个至少听起来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制度那样的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古拉格亲历者的叙述从一开始就总是受到这同一类人的拒绝和贬损，而这些人决不会想去质疑普里莫·莱维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和小说家。莱维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受尽百般折磨，直到一九四五年盟军解放这座集中营时他才重新获得自由。他在回忆录《如果这是一个人》（1947）中记录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本书脚注均为译注。）和伊利·威塞尔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作家、政治活动家、大学教授，二战期间被关进德国集中营，一九四五年被盟军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救出来，一九五五年移居美国。威塞尔所著书籍近六十种，其中最著名的《夜晚》（1958）就是根据他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经历写成的。一九八六年，威塞尔因其“在一个暴力、镇压和种族主义继续成为世界特征的时代里作为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和导师之一崭露头角”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所写的纳粹大屠杀证词。俄国革命发生以后，有关苏联集中营的官方信息对于任何想要得到的人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苏俄方面对早期劳改营之一白海运河劳改营的著名报道曾经用英文发表过。仅以不知就里无法解释西方知识界选择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的右派的确努力谴责了苏联的罪行，不过有时使用的却是损害自身事业的方法。给反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造成最大损害的人想必是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新近公布的表明他的某些指控正确无误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改变他因过于热衷追查共产党员而对美国公众生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最终，他对共产党同情者的公开“审讯”使反共事业因沙文主义和不容异端而蒙上阴影。参见作为美国共产党档案史的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弗里德里克·弗索夫所著《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世界》和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基里尔·安德森所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苏维埃世界》。结果，他的行为不利于达到客观探索历史的目的，反而有利于他所反对的那些人的事业。
　　然而，我们对于苏联的看法并不全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实际上倒不如说其中许多是被我们逐渐淡忘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的副产品。现在，我们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几乎没有人想去动摇这一信念。我们记得诺曼底登陆日，记得解放纳粹集中营，记得孩子们拥上街头欢迎美国兵。没有人希望听到还有别的东西，同盟国的胜利也有阴暗面；也没有人希望被告知，正当我们的敌人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们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营却扩大了。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在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没有人想记住，我们所帮助的那个大屠杀者与西方的政治家们相处得有多么融洽。“我真的喜欢斯大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一位朋友说，“他从不食言。”引自尼古拉·托尔斯泰所著《斯大林的秘密战争》，第289页。有许许多多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全都面带笑容。
　　最后，苏联的宣传也不是毫无成效的。苏联企图使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产生怀疑的努力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例如，把他描绘成一个疯子、一个反犹分子或是一个酒鬼。详见D.M.托马斯所著《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生活的世纪》，第489-495页和迈克尔·斯卡梅尔所著《索尔仁尼琴传》。把索尔仁尼琴描绘成酒鬼的企图（斯卡梅尔：《索尔仁尼琴传》，第664-665页）尤其拙劣，因为众所周知他讨厌喝酒。苏联对西方学者和记者所施加的压力同样干扰了他们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研究俄罗斯历史时，熟人朋友告诉我，上研究生时不要费劲地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了，因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当时，那些“善解人意地”撰写苏联问题文章的人士得到了更多查阅档案和官方文献的机会以及时间更长的入境签证，从而使那些不知趣的研究者面临着被驱逐的风险和职业上的难题。不用说，当然没有什么局外人会被允许查阅任何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或者后斯大林时代的监狱系统有关的资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于是，那些过分专心于探究真相的人也就失去了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权利。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解释一度形成了一种观念。当我刚刚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适逢一九八九年共产主义制度土崩瓦解，我甚至亲身体会到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看来自然和明显的是，我可能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几乎一无所知，而它神秘的历史则使这一切更加具有吸引力。十几年以后，我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属于我们之前的那一代人。冷战同样结束了，它所造成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断层线已经发生了永久性改变。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目前正在为不同的问题而争吵。可是，由于威胁西方文明社会的新型恐怖主义的出现，使得我们对过去那些赖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西方文明社会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更有必要。
　　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查阅苏联劳改营信息资料的条件同样已经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量关于古拉格的文件开始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公诸于世。苏联集中营生活的真相首次刊登在报纸上。令人震惊的新发现使杂志销售一空。以前曾经进行的关于人数——多少人死亡、多少人被监禁——的争论重新开始。在富有开拓精神的莫斯科纪念协会纪念协会正式全称为国际志愿者公共组织“纪念历史、教育、人权和慈善协会”（International Volunteer Public Organization“MEMORIAL Historical，Educational，Human Rights And Charitable Society”）。由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倡议，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响应者在莫斯科航空研究所召开会议成立“纪念”历史和教育协会，一九九一年创建“纪念”民权保卫中心。纪念协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历史和民权团体，在苏联以前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立陶宛、格鲁吉亚——和意大利设有成员组织。根据其章程，纪念协会旨在：一、促进完善基于法律原则的民权和民主，从而防止向极权主义倒退；二、帮助形成具有民主和法治意义的公共意识，清除极权主义模式，并在实际政治活动和公共生活中确立稳固的人权；三、促进揭露过去的历史真相并永久保存极权主义政权所施加之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回忆。纪念协会安排对古拉格的受害者进行法律和经济援助。它还从事政治迫害史的研究，并且通过书籍、文章、展览、博物馆及其成员组织的网站宣传研究成果。纪念协会目前的主要计划之一是创建古拉格模拟博物馆，它将汇集来自整个前苏联地区的研究发现和档案资料，以纪念和记录古拉格的存在及其受害者的苦难经历。的带领下，俄国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界开始发表专著、出版特定劳改营史和个人史、发布受害人员评估、公布死难者名单。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以及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历史学家的响应和加强，然后又得到了西方历史学家的响应和加强。
　　尽管多次受到挫折，俄罗斯人对苏联历史所进行的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现在。诚然，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历史的调查既不再是俄罗斯公共话语的主题，也完全失去了其似曾有过的轰动效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从事的大都是非常单调乏味的历史研究工作，他们详细审阅成千上万份个人文件，时间在冷风嗖嗖的档案馆里流逝，生活在寻找事实和数字中度过。但是工作正在取得成果。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渐渐地，纪念协会不仅编辑完成了第一部记录在案的劳改营人员姓名和地理位置手册，而且破天荒地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同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幸存者经历口述资料和书面资料档案馆。与其他机构——萨哈罗夫研究所和沃兹弗拉谢尼出版社（其社名意为“回归”）——一起，他们已经使这些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开始进入正常的流通渠道。俄罗斯的学术刊物和公共出版机构也已开始印行基于最新文献的专著和文献汇编。其他地方相继也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卡尔塔学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历史博物馆以及少数既有时间又有精力在苏联档案馆里工作的欧美学者的著作。
　　为本书的研究进行准备工作时，除了参考上述著作之外，我还查阅了十年以前无法得到的两类原始资料。第一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西欧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写作本书时我广泛使用了此类资料。过去，一些苏联问题学者不愿相信关于古拉格的回忆录资料，坚持认为苏联的回忆录作者出于政治原因篡改了自己的经历，大部分人是在获释多年之后方才动手撰写回忆录的，而且还有许多人在其本人的记忆不能满足需要时借用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然而，在阅读了数百本劳改营回忆录并且采访了二十几名幸存者之后，我认为，把那些看上去不真实、抄袭或者被政治化了的内容过滤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还认为，当回忆录不能作为人名、日期和数字的依据时，它们仍然不失为另一类信息的宝贵来源，尤其是在有关劳改营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囚犯与他人的关系，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冲突，劳改营看守和管理人员的行为举止，贿赂的作用，甚至包括爱情和激情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位对其劳改营生活作了文学性描述的作者被我有意识地大量使用，那就是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因为他的故事都是以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依据的。
　　我尽可能地以被广泛使用的档案材料来证实回忆录的内容——说来似乎很矛盾，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时使用这两种资料来源。正如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朗的那样，在苏联，宣传的力量大得可以频繁改变对于现实的看法。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历史学家不相信官方发表的苏联文献是有道理的，这些文献经常蓄意掩盖事实。但是，秘密文件——如今它们存放在档案馆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为了管理劳改营，古拉格当局需要保存某些种类的记录。莫斯科需要了解各省正在发生的事情，各省必须接受来自中央管理部门的命令，统计资料必须保存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档案资料完全可靠——官僚主义者自有其对哪怕是最基本的事实进行歪曲篡改的理由，但是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可以解释回忆录所无法解释的一些关于劳改营的事情。尤其是，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设立劳改营——或者至少解释斯大林政权认为劳改营将会达到什么目的。
　　另外，这些档案确实与许多人所预料的大不相同，而且它们确实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发生在劳改营里的事情。例如，我曾查阅过古拉格管理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检查人员的报告、财务账目、劳改营负责人写给莫斯科上司的信件、关于囚犯企图逃跑事件的记录以及劳改营剧团演出的音乐节目单，它们全都保存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里。我也查阅了苏联共产党的会议记录以及收集在斯大林的《个人文件夹》——他的“专用档案室”——中的部分党的文件。在其他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帮助下，我得以使用一些来自苏联军方档案的文件，还有押解部队的档案，其中包括诸如允许和不许被捕的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清单之类的文件。在莫斯科以外的彼得罗扎沃茨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瑟克特夫卡尔、沃尔库塔和索洛韦茨基群岛等地，我查阅了一些地方档案。在那些地方，劳改营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被一天一天记录下来。我还查阅了设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河畔的德米特劳改营的档案，它们保存在莫斯科。所有这些档案包括劳改营日常生活记录、规章制度和囚犯履历。在某个地方，有人递给我一叠克德罗维盐沼——因塔市的一个小区、北极圈以北的一个采矿劳改营——的档案，并且礼貌地问我想不想买下它。
　　总而言之，这些资料来源使得运用一种新的方式叙述描写劳改营成为可能。在本书中，我不需要再把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说法”与苏联政府的“说法”进行比较。我不必在苏联流亡者的记述与苏联官方记述之间的某个地方寻找一条中线。作为替代，为了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士、看守、警察的语言，使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罪名服刑的不同囚犯的语言。长期以来困扰苏联集中营历史编撰工作的那些情感因素和政治主张不在本书核心内容讨论的范畴。它们的位置被受害者的经历所取代。
　　这是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对此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它们起源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它们发展成为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斯大林死亡之后被解散。这也是一本关于古拉格遗产的书：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苏联政治犯和刑事犯劳改营里所发现的制度和程式，是直接从产生于较早时期的那些制度和程式演变而来的，因此我认为，它们应当归入同一本书。
　　同时，这也是一本关于古拉格生活的书，因此，它用两种方式讲述劳改营的故事。本书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的。它们用叙事文体描述劳改营及其管理部门的演变。第二部分详细地记述了劳改营的生活，而且是以专题形式记述的。虽然这一主要篇章中的大部分实例和引文均涉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劳改营达到其全盛时期的那十年，我也同样——不按时间顺序地——回顾和展望了劳改营的其他各个时期。劳改营生活的某些方面随时可见，因此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解释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已经说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还想说这不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一部苏联史，也不是一部清洗史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镇压史。它不是一部斯大林的统治史，也不是他的政治局史或者他的秘密警察史——我故意尽量简化了秘密警察复杂的行政沿革。尽管我确实使用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常常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以非凡的勇气写成的，但是，本书并不包含苏联人权运动的完整历史。就此而言，它也没有绝对平均地处理特定民族以及特定类别囚犯的遭遇。这些囚犯当中有波兰人、波罗的人、乌克兰人、车臣人以及德国和日本战俘，他们饱受苏联政权的统治之苦，无论在劳改营内外均不能幸免。本书没有详细探讨主要发生在劳改营之外的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大屠杀，也没有详细探讨发生在卡廷森林以及其他地方的对波兰军官的大屠杀。因为这是一本为普通读者所写而且不以任何关于苏联历史的专门知识为前提的书，所以，这些事件和现象都将有所提及。然而，本书绝不可能以区区一卷之篇幅公平对待所有这些内容。
　　也许最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公平对待数百万“特殊移民”的遭遇。他们经常在同一时间被驱赶到一起，由于同样的原因成为古拉格的囚犯，但是随后他们没有被送往劳改营，而是迁徙到偏僻遥远的流放村生活，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因饥馑、寒冷和过度劳累而死去。一些人因政治原因被流放，其中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富农，即富裕的农民。一些人因其种族被流放，其中包括四十年代的波兰人、波罗的人、乌克兰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以及车臣人。他们在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命运——其遭遇之林林总总，不是一本记述劳改营体系的书所能容纳的。也许出于个人兴趣，我选择在那些依我看来他们的遭遇与古拉格囚犯的遭遇特别接近或者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方提到他们。但是，尽管他们的故事与古拉格的故事密切相关，详细讲述这些故事仍然需要与本书篇幅相当的另一本书。我希望有人能够早点写出一本来。
　　虽然这是一本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书，但它却不会将其当做一种孤立的现象来对待。古拉格在特定时期和地区的发展与演变，与其他事件相辅而行——而且特别是在三种历史背景当中。严格地说，古拉格应当归入苏联史，应当归入国际和俄罗斯监禁流放史，同时应当归入二十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其时其地还在德国出现了纳粹集中营——特殊的知识分子境遇史。
　　就“应当归入苏联史”而言，我指的是某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完全成形的古拉格体系并不是从海上冒出来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周围社会的普遍水准。如果劳改营龌龊肮脏，如果看守残忍蛮横，如果劳改队邋遢懒散，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肮脏、蛮横和懒散充斥于苏联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果劳改营里的生活恐怖、残酷、令人无法忍受；如果劳改营里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不足为奇，那么，在某些时期，生活在苏联也是恐怖、残酷、令人无法忍受的，而且劳改营外面的死亡率像劳改营里面一样高。
　　作为血腥、暴力、混乱的俄国革命的直接后果，第一座苏维埃集中营的建立肯定不是出于巧合。依照许多人的看法，在后来实施了恐怖行动的革命期间以及随后爆发的内战期间，文明本身在俄国似乎遭到了永久性的毁灭。“死刑判决随心所欲，”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写道，“毫无理由地把人枪毙，同样莫名其妙地将人释放。”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第824-825页。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气氛中，仅仅因为他们以前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贵族头衔，列宁最初将成千上万人投入监狱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或出格。
　　同样，某些年份劳改营中的高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生在全国的重大事件的反映。三十年代初，劳改营内部的死亡率上升，当时饥荒笼罩着整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率再次上升：德军对苏联的入侵不仅导致数百万人战死，而且导致痢疾和斑疹伤寒的流行；饥荒也卷土重来，它既影响到劳改营外面的人也影响到劳改营里面的人。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当古拉格人口的四分之一死于饥饿时，受到德军的围困，多达一百万列宁格勒的居民同样死于饥饿。理查德·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112和226-227页；威廉·莫斯科夫：《让人头疼的面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食品供应》。德军封锁的记录者利季娅·金斯堡写到，当时饥饿成为一种“常态，……它始终存在并且总能让人感觉到。……在吃饭的过程中最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事情是，当我们以可怕的速度将食物一扫而光时却没有吃饱”。利季娅·金斯堡：《围困日记》，第36页。她这些话使人毛骨悚然地联想到前古拉格囚犯说过的话，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
　　当然，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好歹是死在了家里面，而古拉格则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毁灭了人们的家庭、把孩子从他们的双亲身边带走，并且迫使数百万人到远离家园几千英里之外的偏僻荒原上生活。然而，我们可以把囚犯的可怕经历与叶莲娜·科日娜那样的苏联“自由”公民的恐怖记忆合理地加以对比。一九四二年二月科日娜撤离列宁格勒，撤退途中，她眼看着弟弟、妹妹和祖母活活饿死。当德军迫近时，她和母亲徒步穿越干草原，遭遇到“失去控制的溃退和混乱场面……世界突然变成了成千上万块碎片。所有东西都弥漫着烟雾并且散发着一种难闻的焦糊气味；干草原沉闷得让人感到窒息，仿佛被紧紧地攥在一只粘满烟尘的温热拳头里面。”尽管科日娜没有经历过劳改营的生活，但是，她在十岁生日之前就体验了可怕的寒冷、饥饿和恐惧，以致她的余生也被这些记忆所缠绕。她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抹去我的记忆：瓦季卡的尸体被抬走，上面盖着一张毛毯；塔尼娅痛苦地喘不过气来；最后剩下我和妈妈，在烟雾和雷声中，步履艰难地走过燃烧着的干草原”。叶莲娜·科日娜：《穿过燃烧着的干草原：战时俄国回忆录，1942-1943》，第5页。
　　除了苦难的经历之外，古拉格的居民和其他苏联平民共同享有许多东西。无论是在劳改营的内外，都会发现同样马虎草率的工作习惯、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的愚蠢的官僚作风、同样的营私舞弊以及同样阴森可怕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写作本书期间，我向一位波兰朋友描述了将在本书后面谈到的苏联囚犯所发明的тyфтa苏联劳改营俚语，指的是“在劳改营里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而对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所采取的弄虚作假的方法”。参见本书第十七章。——在要求完成的劳动定额上作弊——方法。他哈哈大笑着说：“你认为是囚犯发明了这种方法？整个苏联都在流行тyфтa。”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是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бoльшaя зoнa），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
　　另外，如果不能认为古拉格与其余苏联人的生活经历完全无关，那么，也就不能把苏联劳改营的故事与涉及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与囚禁、流放、监狱和集中营有关的悠久历史彻底分开。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向社会赎罪”，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同时不再用他们的思想意识或者犯罪行为危害其他人——是一种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传统做法。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统治者将持不同政见者放逐到遥远的殖民地。与离开雅典流亡的痛苦相比，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黑海之滨一个恶臭的港口小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将窃贼流放到澳大利亚。十九世纪的法国将判刑的犯人放逐到圭亚那。葡萄牙则将不良分子送往莫桑比克。艾尔兹贝塔·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1815-1914）》，第15页。
　　一九一七年，俄国新的领导人完全不需要到格陵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先例。从十七世纪开始，俄国就有了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国法律首次提到流放是在一六四九年。当时，流放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更加人道的犯罪惩罚方式——比死刑或者烙印、残毁更可取——而且广泛适用于各种轻罪和重罪，从抽鼻烟、算命到谋杀。乔治·凯南：《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第74-83页。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大批俄国知识分子和作家遭到各种形式的流放，而且正是这种流放的可能性也使其他人不得安宁：一八九〇年正值其文学声望巅峰期的安东·契诃夫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吃一惊，他前往俄国太平洋沿海的萨哈林岛游历并对那里流刑犯聚集地的情况作了描述。他在离开之前写信向迷惑不解的出版商解释了自己的动机：
　　我们听任数百万人在监狱里腐烂，毫无意义地腐烂，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是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我们驱赶人们戴着镣铐在寒冷中长途跋涉上万俄里，让他们染上梅毒，使他们堕落，增加了罪犯的数量……可是，这一切却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安东·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371页。
　　回顾沙皇俄国的监禁制度史，不难发现许多后来应用于苏联古拉格的做法的先兆。例如，像古拉格一样，沙俄从来没有打算把流放到西伯利亚专门用于处罚罪犯。一七三六年的一项法律表明，如果一个村庄裁定村中某人是个影响别人的坏人，村里的长者可以瓜分这个倒霉蛋的财产并且勒令他迁往别处。如果他找不到别的住处，国家就可以把他流放。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16-17页。实际上，这条法律曾在一九四八年被赫鲁晓夫所引用，作为他那一派赞成流放那些被认为缺乏劳动热情和努力工作精神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有效）依据。В.П.波波夫：《不为人知的赫鲁晓夫倡议（为一九四八年的强制迁移农民令所做的准备）》，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国家档案》，第31-38页。
　　对只是不合群的人实行流放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乔治·凯南——那位同名美国政治家的叔祖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845-1924），美国探险家和战地记者，以游历沙俄帝国堪察加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而著称。“那位同名美国政治家”指的是美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他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张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遏制政策”而闻名。——在其著作《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中描述了他所考察到的一八九一年时俄国“行政流放”的程序：
　　惹人讨厌的人也许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在地方当局看来，他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有损于公共秩序”或者“与社会的安定不和谐”，他就可能无端被捕，可能被关进监狱两个星期至两年，然后可能被强制迁往帝国疆界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管一段时间，从一年到十年。乔治·凯南：《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第242页。
　　行政流放——它不必经过审判程序——不仅对于捣乱分子、而且对于沙俄政权的政敌都是一种理想的惩罚措施。这些政敌最初有许多是反对俄国强占他们领土和财产的波兰贵族。后来的被流放者当中有宗教反对派以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革命”团体和秘密会社成员。尽管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最著名的“强制移民”曾经受到审判，因而不属于行政流放的范畴，但是他们同样属于政治犯：这是一些十二月党人，一批在一八二五年策划了一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未遂起义的上层贵族人士。沙皇还以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的报复行为判处五名十二月党人死刑。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贵族身份并把他们戴上镣铐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人的勇气非凡的妻子陪伴他们去了那里。其中只有少数人活到了三十年后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特赦他们的时候，回到圣彼得堡的家中时，他们已是身心俱疲的老人。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65-85页。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政治犯，一八四九年他被判处四年苦役。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他写了《死屋手记》，至今仍然是受到最广泛阅读的描述沙皇俄国监禁制度的作品。
　　像古拉格一样，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产生的。沙俄统治者同样想用流放政治犯和刑事犯来解决一个让人头疼了几个世纪的经济问题：占俄罗斯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的人烟稀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沙俄帝国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基于这种考虑，俄国政府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判处一些囚犯强制劳动——一种被称为苦役的惩罚方式。苦役（кaтopгa）源于希腊语的kateirgo一词，有“强制”之意。苦役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已经开始使用囚犯和农奴修建道路、要塞、工厂、船舶并且参加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一七二二年，他发布了一项更为明确的命令，要求把囚犯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一起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达斡里亚银矿一带。叶夫根尼·阿尼西莫夫：《彼得大帝的改革：通过在俄罗斯实行高压统治所取得的进步》，第177页。
　　在其统治时期，彼得大帝对强制劳动的使用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实际上，几十万农奴罄其生命建设圣彼得堡的史实对于后世影响极大。许多人死于建设过程中——而城市却成为进步和欧洲化的象征。方法是残忍的——可是国家因此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他的沙皇继任者为什么乐于采用苦役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激赏者之一。
　　不过，在十九世纪，苦役仍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惩罚方式。一九〇六年，只有大约六千名苦役犯正在服刑；俄国革命前夕的一九一六年，只有大约两万八千六百名。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I/76具有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的是另外一类苦役犯：强制移民。他们被判处流放而不是坐牢，发配到视其潜在经济价值而选定的这个国家的人烟稀少地区。仅仅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年间，就有大约七十二万名强制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前往。他们这些不用囚禁的劳役犯逐渐成为俄罗斯那些杳无人烟、矿藏丰富的荒凉地区的常住居民。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44-64页。
　　他们的刑罚并不一定容易忍受，一些移民觉得他们的命运比服苦役的囚犯还要苦。发配到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的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同上，第161页。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途中，安东·契诃夫遇见这样一些流放的移民并对他们作了描述：“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几个字之外一无所能，而写字通常对谁也没有用处。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52页。
　　但是，并非所有被流放者都是不幸和颓废的。西伯利亚远离俄国的欧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