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痒

　　这本新著是张鸣“玩”博客一年来交出的成绩单。

　　张鸣写史，总能把历史堆里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件诙谐地表达出来，原汁原味的端到读者桌上。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历史，更多的是现在。他的随笔集都是以讲故事为主，文字浅如白话，幽默有趣，然而尖锐，从历史直指当下，历史只是材料，当下才是真正的落脚点。

　　《一年之痒》分为“社会”、“教育”、“文化”三大板块，张鸣从批评教育开始，一路说开去，自言是“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书中，他痛批了《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的素质》、《学官的教授头衔》、《教育的钱该怎么花》、《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还针砭时弊，对《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等社会热点问题大胆发言。

　　我曾经说过，小的时候，理想之一，就是卖文为生。实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特别单调。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拆别人的，码自己的，码好了给别人去拆。
　　习惯了这样生活的人，除了读的写的，都非自家喜欢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的。因为拆字的时候，是生活在别人营造的世界里；码字的时候，则是生活在自己手工的世界里，总有新鲜可觅。足不出户，一样好玩儿。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均遗憾多多。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社会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民迷信与官迷信
莫把官场当戏场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就怕贪官有文化
密切隔开群众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官话焉得不雷同？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社会应该给向善者一个机会
从养狗办到“委员”
曾经的钓鱼执法
天下何处不衙门
教育
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的素质
学官的教授头衔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大学教师的种类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文化
读书的态度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受活”还是“活受”？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全盘“文明”的时代
曾经的体育课
奴才的创造性
小报告与大字报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走运的曹汝霖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小站练兵的风波
汉阳陵的残片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香山·珠海·唐绍仪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地戏与文庙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谣谚里的北大荒
曾经的余杭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 NGO——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我曾经说过，小的时候，理想之一，就是卖文为生。实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特别单调。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拆别人的，码自己的，码好了给别人去拆。
　　 习惯了这样生活的人，除了读的写的，都非自家喜欢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的。因为拆字的时候，是生活在别人营造的世界里；码字的时候，则是生活在自己手工的世界里，总有新鲜可觅。足不出户，一样好玩儿。
　　 不过，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喜欢出去走走。见各式各样的人，听千奇百怪的故事，见识五花八门的事情。中国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表现之一是不断发明新笑话娱乐大众，害得相声小品一个劲儿萎缩。老百姓也没闲着，大家各显神通。每次走出去，总让我有新鲜感。以前出门，要带个笔记本，看到什么，就记下来。现在进步了，带着笔记本电脑，不仅可以写东西，还可以上网。有时候看到什么事儿，当时想不明白，回程到飞机上忽然想通了，拿出来就可以写。飞机落地，一篇文章写好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待在家里，时常整天不出门，从网上、报纸上，或者别人特意给我传来的东西里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有特别在意的，就写点儿东西。我的笔很快，小时候练出来的。码字码得再多，好像也不怎么耽误时间。
　　 能码字，也是种权力。“文革”起，我成了狗崽子，天天挨揍，老师还组织批判，简直有没法活的感觉。后来境遇改善，一是换了个老师，二是学校开始搞大批判，没人写黑板报。找来找去找到了我。在那个地方，我算是能写会画的，一个板报不算什么，于是我就不怎么挨欺负了。不仅不挨欺负，还经常因为写板报，给领导写稿子，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可以不上课，晚上多吃一顿加餐，让我的同学感到很羡慕。他们有时会愤愤，一个狗崽子，怎么会这样受优待？但是，没办法，他们谁也出不了板报，写不出大批判稿。记得当时有位阶级意识特别强的老师，特意安排了两个贫下中农子弟，跟着我学，意思是等他们学会了，就把我淘汰掉。可惜，这俩宝贝，跟了我一年，也没学会，其实我倒是认真教来着。当年批判的对象，都是全国性的大人物，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认识我。今天看来，这样的批判很不应该，但当时的我，身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无论怎么批，都构成不了对这些人物的伤害。对于当时的全国人民而言，这样的批判，只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有时候还带点儿娱乐的性质。可是这个仪式，却救了我，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感觉没法痛恨我当时的所为。以后觉悟高了，估计忏悔也悔不到这个上头。
　　 再后来，我成了学者。其实我这个学者，在初学阶段，倒是蛮像那么回事儿的。原因是当初我特别想做一个纯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可惜那时候，没多少人当我是学者，只认我是个教书匠。到现在，我经常被人称为学者，其实倒不大像学者了。经常要对时事发声，开了很多专栏，也骗了不少稿费。
　　 走到这个地步，说实在的不是我的本意。要追究责任，只能说是赖现在的大学。一个人从事某个职业，或多或少会对这个职业感到有点儿敬意，我就属于对教书这个行当敬意比较多的那种人。眼看着这个职业被一些官僚糟蹋得不成样子，而且越来越不成样子。凡有人心者，不能不气。正好，这时候有人约我写评论，于是就从批评教育开始，一路骂开去。到今天，趋势是越骂越多。人称，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还好，我还有时间写点儿带注释的文字，也能教点儿还受学生欢迎的课。否则，真的该改行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我们常说，但自从王朔以后，这话多少有了点儿戏谑的意味，说的人好像已经不太把它当真了。其实，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单位里，大家私下议论起来，哪个人有本事，哪个人不行，哪个人只是卖嘴，走上层路线，甚至于哪个领导如何，能干不能干，贪还是不贪，或者比较不贪，基本上一清二楚，比美国最牛的民意调查机构的数字还准。可是，这些只是私下的意见，是只有进到某个圈子里才能听到的意见，如果一旦到了公开的环节，事情就变了。
　　领导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了，开座谈会。明明私下里意见一堆的群众，到这时候，一下子都规矩了起来，大家说的，净是领导想听和爱听的，稍微有点儿不一样的声音，也大多无关痛痒，于是主持者总结，领导讲话，圆满结束。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很小的学校教书，某年不知怎么就被选成了教代会的代表，在讨论校长报告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大极了，可是轮到表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手高高举起，表示赞成，只有我一个人投反对票，在黑压压的一群人中，只有一只手，从来不知道害怕的我，感觉到了压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群众变成了两面人，只要不是活不下去了，决不在公开场合说实话，成了一种金科玉律，所有的人，包括刚出校门的学生，都无师自通地遵行着。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无论是开会还是喝酒，领导听到的，都是他爱听的，当然喝酒的时候，马屁拍得一定特别露骨而且肉麻。就是这些肉麻的拍客，只要换个地方，对同一个领导，嘴巴里就会冒出一串又一串特别恶毒的语言来，转换之快，连开关都不用摁。
　　其实不是所有的领导只要听好听的，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听一点儿“建设性意见”，他们也是人，也知道自己的施政，未必十全十美，也需要下面的人提个醒，也好弥补缺陷。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听不到，听到的只是赞美，如果真的要提意见，最多不过是太不注意身体之类马屁性批评。久而久之，领导习惯了自己的正确，如果地位足够高，还会习惯自己的英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