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年谱长编

1、黄遵宪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外交方面，他历任驻外使节，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华人权益；在政治方面，他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积极推行新政，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一位主将；在学术方面，他是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又是中国z早撰写日本明治维新史的史学家。

2、本书是系统整理黄遵宪年谱的z新成果，收录黄遵宪本人著作，他人所撰传记、年谱，以及与黄遵宪有关的史料和论著，条分缕析系于年月日时序项下，记述黄遵宪的生平事迹，作为黄遵宪研究的资料总汇与学术史，对近代以来“黄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作概括性总结，是黄遵宪研究的基本资料之一。

3、本书挖掘了众多海内外新见史料，包括刊载于《东浙杂志》《岭东日报》等地方文献中的黄遵宪遗文，留存于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国的黄遵宪信函、公文和新闻报道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人，晚清爱国诗人、外交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被称为“海内能以诗开新世者”。戊戌维新时期署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参与变法，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回乡从事地方教育活动。撰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等著作。

《黄遵宪年谱长编》共约100万字，由林振武、郑海麟、魏明枢、郭真义四位教授合作编写，按照黄遵宪生活、事业的不同阶段分为四卷，分别为青年时期（1848年—1876年）、出使时期（1877年—1894年）、变法时期（1895年—1898年）、家居时期（1899年—1905年）。全书以时间为序，记述黄遵宪的思想活动和历史活动，兼收学术界对黄遵宪的研究资料，以及黄遵宪的生活背景、友朋交往、所亲历的历史重大事件、与黄遵宪相近或相反的时代思潮等内容。

林振武，男，1958年生，广东梅州人，硕士，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与方法、客家人物，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六十多篇，出版《中国传统科学方法论探究》等著作三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
郑海麟，男，1957年生，广东梅县人，博士，现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国家海洋局所属）研究员兼东亚海研究室主任。先后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等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中西交通史、国际关系和海洋战略问题等。代表作品有《黄遵宪传》《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等。
魏明枢，男， 1968年生，广东五华人，硕士，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客家华侨史研究，在《史学月刊》等杂志发表文章五十多篇，主要著作有《张振勋与晚清铁路》、《客家侨商》（合著）等。
郭真义，男，1964年生，广东大埔人，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嘉应学院黄遵宪与客籍作家研究所所长。主要关注客籍作家及粤东客家地方文献研究。代表著作有《晚清粤东客籍诗人群体研究》《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梅水诗丛》《梅州文化通史》等。

上册

序一

序二

凡例

谱前

嘉应州

攀桂坊

黄氏

嘉应黄氏

嘉应黄遵宪家族世系表

先世

黄遵宪年谱长编卷一（1848年—1876年）

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一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二岁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三岁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四岁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五岁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六岁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七岁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八岁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九岁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十岁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十一岁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十二岁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十三岁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十四岁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十五岁

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十六岁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十七岁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十八岁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十九岁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二十岁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二十一岁

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二十二岁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二十三岁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二十四岁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二十五岁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二十六岁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二十七岁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二十八岁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二十九岁

黄遵宪年谱长编卷二（1877年—1894年）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三十岁

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三十一岁

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三十二岁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三十三岁

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三十四岁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三十五岁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三十六岁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三十七岁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三十八岁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三十九岁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四十岁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四十一岁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四十二岁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四十三岁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四十四岁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四十五岁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四十六岁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四十七岁

下册

黄遵宪年谱长编卷三（1895年—1898年）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四十八岁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四十九岁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五十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五十一岁

黄遵宪年谱长编卷四（1899年—1905年）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五十二岁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五十三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五十四岁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五十五岁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五十六岁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五十七岁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五十八岁

征引书目

附录：黄遵宪之生平事迹

后记

五月（6月），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书成，《日本国志》的写作过程与出版，据王晓秋考证，黄遵宪从光绪四年（1878年）开始收集材料，光绪五年（1879年）正式动手编写，光绪八年（1882年）调离日本时刚写出草稿，光绪十三年（1887年）才完成全书。光绪十六年（1890年）交广州富文斋出版，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才正式刊成问世。（王晓秋：《黄遵宪研究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第2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在史学体裁上，《日本国志》采取“志”书的形式。志为传统史学的一种体裁，从《史记》“八书”中化出，班固《汉书》有志，即源于此。志书特点有二：一指偏远地方的历史。《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外史“掌四方之志”，故有“史遍天下之大，志则录一邑之小”之说；二是强调会通。宋郑樵《通志》总序言：“会通之义大矣哉。”志书写作重资料，详今而略古，详近而略远。作为中国人所著的外国史书，《日本国志》有四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黄遵宪采取尊重日本民族、两国平等相待的立场来写作。在书中“谨遵条约睦邻、国书称帝之意，参采中国、日本诸书，纪事务实，不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贬损，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见,祛文人浮夸之习也”。第二，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首先重在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介绍。他在书的凡例中声明：“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第三，黄遵宪认为“事非表则不详”，在《日本国志》中大量引用了日本政府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第四，黄遵宪模仿司马迁作《史记》加“太史公曰”的形式，在《日本国志》的每个志的前后或中间，以“外史氏曰”的名义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议论。
《日本国志》作为一部日本通志，就时间断限而言，上起神武元年，周惠王五十七年，公元前660年。下迄明治十四年。清光绪七年，1881年。但就其内容而言，则重在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介绍。黄遵宪对同治七年（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改革运动，尤其是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对日本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改革的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诸志，所载几乎全属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十四年（1881年）期间各项制度的改革情形……
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变革史观是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的历史理论，“势”与“变”的思想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具有更大的紧迫性。贯注《日本国志》全书，从开宗明义第一卷到最后第四十卷，反复强调“势”和“夫物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自龚自珍以今文经学和《周易》变易观提出自改革思想后，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成为社会的共识，据王尔敏的统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后半期，提出变局言论的不下八十一人，（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最早可见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一个文人秀才黄钧宰，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中外一家，是古今的一个变局。变革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在变革哲学方面，早期主要是《周易》变易观、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稍后王韬提出“道器观”、张之洞有“体用论”等，一直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变革的理论资源。黄遵宪到日本后，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其变革思想，1877年美国生物学家毛斯最先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介绍到日本，并且风靡一时。“及阅历日深,闻见之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全集》上，第6页。）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全集》上，第158页。）黄遵宪的变革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传统的变易理论和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势”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他对近代变易观的贡献有二：一是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引入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竞争观点理解历史。黄遵宪认为：“挽近之世，弱肉强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财以供我用。”（《全集》下，第1235页。）二是引入日本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变革的普适性，把国人的眼光扩展到国外。郑海麟认为：“进化论历史观是《日本国志》史学思想的哲学依据。”其主要证据是，在《邻交志》中，黄遵宪提出“弱肉强食”“相竞而强”的观点。（郑海麟：《黄遵宪传》，第18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黄升任认为，“《日本国志》还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为理论武器”。（黄升任：《黄遵宪评传》上，第28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盛邦和认为：“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分析研究日本历史，是《日本国志》中史学思想的又一特色。”（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第10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黄遵宪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但是在《日本国志》一书中黄遵宪并没有完整引入进化论思想。这个任务是严复完成的，严复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国闻报》发表《天演论》，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被国人接受，是近代变革哲学的一大突破。而黄遵宪的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变革史观是介于传统变易理论与进化论之间的过渡环节……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表达了他的世界意识。在儒家“家国天下”的思想模型中，传统的世界观是以“天朝大国”来体现的，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地位不是平等的；二是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是必须的，而是中国对他国的恩赐。黄遵宪从全球交往、列国竞雄为着眼点，敏锐地觉察出日本国内政局的激变与世界局势和中国息息相关，逐渐形成世界意识，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中国必须对世界开放，与世界交往。其在《邻交志》中明确地指出：“抑日本自将军主政七百余年，一旦太阿倒持之柄拱手而归之于上，要其尊王之说，即本于攘夷之论。攘夷之论所由兴，即始于美舰俄舶迭来劫盟时也。则其内国之盛衰，亦与外交相维系云。”（《全集》下，第932页。）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交往日益频繁，泥丸塞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此要想适应世界大势的发展潮流，就必须结束闭关自守，而与列国结交往来……
《日本国志》的核心思想是改革。仿效明治维新经验，在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是黄遵宪提出的“日本模式”，也是贯串《日本国志》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在政治改革方面，黄遵宪认为，设立议院、实施官制改革是明治维新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组成部分，以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政党政治和社会团体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学术志》中，黄遵宪把西方议会制度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余闻东西之人盛称泰西者，莫不曰其国大政事、大征伐，皆举国会议，询谋佥同而后行；其荐贤授能，拜爵叙官，皆以公选；其君臣上下，无疾苦不达之隐，无壅遏不宣之情；其人皆乐善好施，若医院，若义学，若孤独园，林立于国中。其器用也，务以巧便胜；其学问也，实事求是，日进而不已。其君子小人，皆敬上帝，怵祸福；其法律，详而必行；其武备，修而不轻言战。”（《全集》下，第1399页。）……
传统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处于两极是民与政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形成社会团体。黄遵宪非常重视社会团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他在《礼俗志》中认为，社会是由众人组成的，必须群策群力，团结起来的社会才有力量。“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全集》下，第1491页。）“而世界以人为贵，则以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举世间力之最巨者，莫如联合力。”（《全集》下，第1493页。）联合起来的团体组织能起到凝聚民众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力量的强大，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舶电线之奇，无不藉众人之力以成事”。他说西方社会，“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全集》下，第1493页。）虽有其中也有争权夺利、收买人心之类的弊病，但能团结众人的力量，形成集体力量。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横行世界，莫之能抗者，都是民间组织的功劳。
在经济改革方面，黄遵宪在《职官志》《食货志》《工艺志》《物产志》诸志中，对明治政府实施“殖产兴业”政策及其取得的成效进行了考察和评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其主要思想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求富”，即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开展对外贸易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修铁路，改善基础设施，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经济的基础，经济制度改革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保障。
黄遵宪认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不在于军事力量，而在于经济实力。“求富”是西方各国的共同追求，也是世界发展的一大潮流。黄遵宪在《食货志》中指出，“日本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然闻其国用，则岁出入不相抵，通商则输出入不相抵。而当路者竭蹶经营，力谋补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颇善”。（《全集》下，第1139页。）认为可以从中观其得失，以为借鉴。在《物产志》中他又强调，国家之贫富、强弱，无不系乎“物产之盛衰”，而当今海外各国，“汲汲求富”，“竭志尽力，与邻国争竞”，由此采取各种措施“繁殖物产”，促进商务，发展经济，甚至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不惜动用武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泰西百余年来，累世讲求，上自王公贵人，下至佣贩妇女，皆心知其意，上以是为保富之方，下以是为报国之务”。（《全集》下，第1494页。）
黄遵宪认识到殖产兴业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说：“疆场之役，十战九败，不足虑也，若物力虚耗，国产微薄，则一国之大命倾焉、元气削焉。”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兢兢以殖产为亟务”深表赞赏，认为这是“知所先务”，值得国人学习和借鉴，所谓“有国家者，能勿念诸”。（《全集》下，第1494—1495页。）针对国内守旧人物以为开矿山有害“风水”、有损“国体”、矿工“聚众难散”等各种谬论，黄遵宪一一加以批驳，认为发展工矿不仅可以富国，还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维护社会安定，“一经开坑，则开掘需人，冶铸需人，转运需人。小民藉手足之力资以谋生者，不知凡几。吾闻饥寒而盗贼者矣，未闻富足而盗贼者也”。（《全集》下，第1119页。）因而主张学习日本的经验，利用本国丰富的矿藏资源，大开矿利，加快近代工业发展。发展对外贸易是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食货志》中，黄遵宪专设“商务”一卷，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开国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历史，其中编制了大量的统计表格，包括《金银输出入比较表》《新货币输出入超过表》《海关输出入总计各年比较表》，以及各类物产的输出品、输入品等表格，具体而精确地描绘出明治初期日本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

　　1982年3月，在梅州市举行的“黄遵宪研究学术交流会”上，与会学者便有人提出建议，希望编纂一部《黄遵宪年谱》或《黄遵宪年谱长编》。“嘉应黄遵宪”，名贯中外，嘉应学院为今日本地域最高学府，由学院组织人力去编纂公度先生（昔时乡人的称呼）的年谱，责无旁贷。但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延至2013年，编纂之事，始行启动，于兹六年，《黄遵宪年谱长编》终底于成，长编之刊世，对“黄学”研究而言，斯诚盛事。
　　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30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丁文江所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后，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删补的丁文江、赵丰田合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长编体裁，由是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踵事增华，续有佳构问世。为何著者愿采用长编体裁作谱呢？盖年谱之作，糅合传记、编年为一体，年经月纬，记叙谱主之世系、家庭、生平事迹，学术思想，范围有限。年谱长编则不然，它涵盖面广，除包罗编写年谱内容之资料外，其他如各种论著所载谱主之事，兼及与谱主有关的史事，按次排列收入，以供精修年谱之用，范围至广。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论年谱作法，主张将考证与批评，以及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之资料，都可作为附录。他作“补编”时，尚未有“年谱长编”问世，故有此说。有了长编体裁，所有入“附录”的资料，都可收入作正文，这便是年谱长编较年谱优长之处。它既是资料书，又是专著，是学者乐于采用长编编纂年谱的原因，《黄遵宪年谱长编》之作，意亦同此。
　　黄遵宪研究之所以被称为“黄学”，不是毫无根据的。从本年谱长编所附参考资料，包括先生本人著作，他人所编（撰）的传记、年谱、重要论文，以及不同程度涉及先生的相关史料、论著，可以看出谱主作为一个乡邦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品位。
　　“黄学”研究，如果从梁启超撰写《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开始，已经百余年，概而言之，它经了兴起、发展、繁荣三个时段。上世纪初至30年代，学界初步对先生作传、诗歌研究和资料整理，如1913年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黄遵宪传》，上世纪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推崇先生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及旧风格者”。二十年代初，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开文学史专篇论述先生诗歌的先河。1936年钱仲联出版《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黄公度先生年谱》。同年六月与次年三月，周作人在《逸经》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二文。此一时段，国外学者亦有研究先生的论文刊出。如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发表《读人境庐诗后》-文；东京东方文化学院的丰田穰在《中国文学月报》（1937年8月）发表《关于人境庐诗草》，二文就先生诗歌等问题，有所论列。此后十余年间，国家多故，国内对先生的研究，归于岑寂。
　　1951年6月，王瑶在《人民文学》发表《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肯定先生是爱国诗人。嗣后，国内各种论著，对先生诗作，多予以积极评价。1972年，境外吴天任出版《黄公度先生传稿》，1985年又出版《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二书之出，使治“黄学”者耳目一新。此前的1972年，新加坡郑子瑜出版《人境庐丛考》，或谓此书乃世界第一部“黄学”专著。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先生之资料（论著、书信、禀文）相继被发现，研究论著迭出。日本蒲地典子于1981年出版《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同年，钟叔河辑注校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世。1988年郑海麟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此一时段有关先生的出版物，尚有1981年钱仲联整理的《入境庐杂文钞》，同年朱传誉主编的《黄遵宪传记资料》，1991年郑海麟、张伟雄整理的《黄遵宪文集》等书；一批相关论著，也不断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