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余太山
序言
宋辽、宋金对峙时期,双方外交往来频繁。每年正旦(阴历正月初一),双方必须派遣外交使节向对方祝贺,称“贺正旦国信使”,简称“正旦使”或“贺正旦”。双方皇帝、皇太后生辰,对方亦必须遣使祝贺,称“贺生辰国信使”,简称“生辰使”、“贺生辰”或“生日使”。双方皇帝生辰,称为“圣节”,各有特殊名称。如宋太祖圣节称长春节、太宗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真宗为承天节、仁宗为乾元节、英宗为寿圣节、神宗为同天节、哲宗为兴龙节、徽宗为天宁节、钦宗为乾龙节、宋高宗为天申节、孝宗为会庆节、光宗为承明节、宁宗为天祐节(后改为瑞庆节)、理宗为天基节、度宗为乾会节,金太宗为天清节、熙宗为万寿节、海陵王完颜亮生日称龙兴节、世宗为万春节、章宗为天寿节、卫绍王为万秋节、宣宗为长春节、哀宗为万年节等,这样,双方贺生辰使节就要相应地称“贺××节”,如贺宋高宗生辰就要称“贺天申节”等。皇帝或皇太后逝世,要遣使告诉对方,称“告哀使”。对方要遣使吊慰和祭奠,称“吊慰使”和“祭奠使”。宋金对峙时期,将二使合而为一,称“吊祭使”。对方遣使吊祭后,受吊祭一方要遣使答谢,称“报谢使”,还要将死去皇帝或皇太后的遗留物馈赠对方一部分,叫“遗留国信使”,简称“遗留使”。皇帝即位,也要遣使告诉对方,称“告即位国信使”,简称“告即位使”,也称“告登宝位国信使”或“告登位使”。一方得知对方皇帝即位的消息后,要遣使祝贺,称“贺即位国信使”,简称“贺即位使”,也称“贺登宝位国信使”或“贺登位使”。皇帝上尊号,对方也要遣使祝贺,称“贺尊号国信使”,简称“贺尊号使”。
上述使节,除战争时期以外,双方必遣。临时有事需要商量所遣使节则称“泛使”,也称“横使”。泛使没有固定名称,皆因时因事临时定名。如,宋要求议和所遣使节称“告和使”、“通问使”,因某事乞求于对方所遣使节则称“祈请使”等。泛使名称有时与使节出使任务相符,有时与使节出使任务不相符。如绍兴二十九年(1159),宋以王纶“为大金奉表称谢使”,三十一年(1161)以徐嚞“充大金起居称贺使”等,皆无重大事件可谢和可贺,出使任务主要是为了了解完颜亮是否有南侵之意,因出使任务不能明告对方,只能临时确定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名称出使。双方所派外交大使皆有正、副之分,一般情况下由一文一武担任,特殊情况例外。使、副之下有上、中、下三节人从,一般为50人到100人,多者200余人,有翻译、医生、文书、担送礼物之人及护卫兵士等。使节将至对方国境,对方要遣“接伴使”,在国境线上迎接,一直陪同使节进入本国京城。使节进入对方京城,对方要派遣“馆伴使”,陪同来使在京师的一切活动。使节从对方京城回国时,对方还要派遣“送伴使”相送,一般由原“接伴使”充任,特殊情况可临时更换。送伴使要一直将使节送出国境,与来使惜别后,各自回国。
宋朝规定,使者回国后,要将出使应对酬答情况、沿途经过路线及所见所闻,笔录成书,上奏朝廷,称“行程录”、“奉使录”、“使北记”、“出使行记”或“语录”等。其中,“语录”之名应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系使者亲见亲闻,史料价值很高,加以辽金史料贫乏,尤显其史料之珍贵。但当时人对于这种年年遣使、年年上奏的文书,只当作官样文章,不甚重视,因此,流传下来的“语录”甚少。早在20世纪初,法人沙畹曾将《胡峤陷虏记》、《王沂公上契丹事》、《宋绶上契丹事》、《富郑公行程录》、《许亢宗奉使行使录》翻译成法文,并以《游行于契丹女真的中国旅行家游记》(VoyageursChinoischezLesKhitanetLesJourtchen)为名出版,所收“语录”只有五种。傅乐焕先生《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认为宋人使辽语录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种。台湾学者王民信撰有《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笺证》,附《乘轺录》、《王沂公上契丹事》、《薛映记》、《宋绶上契丹事》、《神宗即位使辽语录》,又作《南宋国信语录四种》,共收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十种。贾敬颜先生作《宋金人行记疏证十一种》(油印本)以及《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1,除去五代赴辽行记和金人元人边疆行记,
纯属宋人出使辽金“语录”只有六种。现经多方搜寻,以为宋摶《使辽行程录》,路振《乘轺录》,王曾《王沂公行程录》,薛映《薛映记》,宋绶《契丹风俗》,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入国别录》,张舜民《使辽录》,佚名《使北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傅雱《建炎通问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楼钥《北行日录》,范成大《揽辔录》,周煇《北辕录》,程卓《使金录》等均属“语录”范围,故全部收入。
宋人出使辽金,除作“语录”上奏朝廷外,还有其他记录,如余靖《余尚书北语诗》、王珪《奉使契丹诗》、刘敞《刘敞使北诗》、欧阳修《出使契丹诗》、刁约《刁奉使北语诗》、苏颂《前后使辽诗》、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彭汝砺《使辽诗》、范成大《使金绝句七十二首》等,皆为使者途经各地抒发感情而作,实为用诗歌体裁记述旅途所见所闻,这些出使诗,最初很可能是“语录”的一部分,只是使者在上奏朝廷之时,分而为二。在史料价值方面,这些出使诗与“语录”相辅相成,亦十分重要。因此,本书亦酌加收录。虽然收录不全,但亦可窥见一斑。
此外,还有一些“行记”,如《晋出帝北迁记》、《胡峤陷虏记》、《北狩行录》、《宋俘记》、《呻吟语》、《青宫译语》等,乃是其深入辽金、进入东北,按旅途见闻所记,与“语录”基本一致,史料价值也差不多,因此,本书亦略加选择,一并收录。
本书初版因马扩《茅斋自叙》、洪皓《松漠纪闻》等宋人出使辽金之记录收入《长白丛书》之他书之中,而未加收录,本次增订,补录于书中。此外,又增收了晁迥《虏中风俗》、《王安石伴送北朝人使诗》、沈括《入国奏请》、陆佃《使辽见闻》、《吕希绩等接送伴语录》、《洪皓使金诗》、宋之才《使金贺生辰还复命表》、赵彦卫《御寨行程》等。在初版辑入37篇的基础上增加至47篇,仍按使者出使时间先后为序。
宋人使辽主要到达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木叶山(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等地。宋人使金,前期主要到达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等地,后期到达中都(今北京)。宋人出使辽金行程录详细记载了使者出使路线,如路振《乘轺录》详细记载了从白沟至辽中京的路线及其驿站,王曾《王沂公行程录》详细记载了从白沟至神恩泊的路线及其驿站,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赵彦卫《御寨行程》记载了从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至金上京的路线和驿站。为我们研究宋辽、宋金交通以及东北历史地理提供了珍贵资料。
“行程录”不仅记载了使者至辽上京和金上京的路线,还记载了这些城市,包括金南京(今河南开封)、辽南京(今北京)、金中都(今北京)、辽中京、辽上京、金上京等城市建设、建筑规模及艺术等,是我们研究古代城镇历史及其建筑规模和建筑技术的重要资料,足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行程录”中保存大量辽金政治制度的资料。含官制、兵制等,皆可补充史传不足,或可互相参证。
“行程录”所记经济史料十分珍贵,足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之不足,对于我们了解辽金时东北边疆地区的经济生活,大有裨益。
“行程录”中保存了大量辽金文化及社会风俗方面的资料,亦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关于宋辽、宋金交聘礼仪,各种史书不是失载,就是语焉不详,“行程录”足可弥补这一缺憾。从使节受任,将出国境,对方派遣接伴使迎接;到达对方京师,对方改派馆伴使相陪;在京师递交国书,与对方皇帝、大臣交往,以及各种宴会和礼仪;回程送伴使相送,至国界依依惜别之仪等。这些都有详细描绘,为我们研究宋辽、宋金外交礼仪,提供了十分形象和珍贵的资料。
在宋辽、宋金关系方面,宋朝使者虽然存在民族偏见,称辽、金为“虏”为“夷”等,但他们都主张双方和平相处,反对战争。在“行程录”及使北诗中,歌颂宋辽、宋金和好之文比比皆是,充分反映宋、辽、金人民酷爱和平,反对战乱之意愿。
“行程录”中对沦陷辽金的汉人生活亦有描述。长期以来,人们对契丹、女真汉化问题研究颇多,对于汉人少数民族化则缺少注意,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记载了汉人少数民族化的事实。当然,这种汉人少数民族化的现象,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仍保留许多汉人的特点及风俗习惯,尤其是心理因素等习惯的保留,长期不能泯灭。因此,这些人仍然心中思汉,“行程录”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事实,反映了辽金统治下汉人对宋朝的向往。为我们研究辽金统治下汉人的生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总之,“行程录”的史料价值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替代的,尤其在辽金史料颇为匮乏的情况下,更显得十分珍贵了。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多方搜集,辑成此书。每篇“语录”之前撰一简要题解,文中附以简要注释,以为读者提供某些方便。另外,因是古籍辑注,有些字与今常用不同,保持原样。所收“语录”难免遗漏,注释亦难免有误,恳望读者指正。
赵永春
初稿于1994年,修改于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