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土耳其的形成

◎从军事政变的角度梳理现代土耳其的历史。

◎强调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是政治的延续性在推动国家的发展。

◎分析了土耳其领导人今天面临的选择。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在本书中，作者对导致现代土耳其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进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考察。本书以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开场，讲述了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的发展，包括凯末尔在1923年至1945年期间的一党制、1945—1960年的多党合作以及1960、1971、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所建立的一党政权。纵观现代土耳其的历史，军事政变和政治选举、军人政权与文官政府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法律的制定，赋予了土耳其人民享受民主政治的权利。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希望成为主权国家，实现真正的西化，重塑社会，建设新国家，希望不仅对西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被西方接纳为平等的伙伴。最后，本书分析了土耳其领导人今天面临的选择。与近来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书作者在分析中强调了推动现代土耳其形成的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是作为土耳其政治动力的持续性。

弗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被史学界认为是土耳其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作者，但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充分注意到。

前言与致谢

一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社会吗？

二奥斯曼的遗产

三从帝国到国家（1908—1923）

四新土耳其：政治（1923—1945）

五新土耳其：社会与经济（1923—1945）

六多党政治的困局（1945—1960）

七军事干预、制度重建与意识形态政治

（1960—1971）

八军事干预、社会民主、政治恐怖

（1971—1980）

九年军事干预与政治和经济的重构

（1980—1991）

十结语：土耳其的今天和明天

参考文献

1. 选美也是政治活动

凯末尔，一个反传统者，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娶了一个受过教育、西化和追求自由并陪他周游全国的土耳其女性。他把他的养女们培养成凯末尔主义女性的楷模；其中一个成了新成立的安卡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另一个则被培养为飞行员，执行了轰炸1937年参加叛乱的库尔德叛乱分子的任务。两个女儿都被有意识地训练去入侵传统的男性领地，但凯末尔从未试图将他个人的价值观强加在这个国家的女性身上。他与伊斯兰教社会的传统势力非常契合，当他得知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已经宣布戴面纱非法时，他预言这位国王将被推翻。

1929年，《共和报》组织的一场“土耳其小姐”的竞赛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这样的比赛在土耳其，甚至可能在一个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都是第一次举行。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详细报道了遴选“土耳其小姐”的过程。

这是一次政治活动而不是商业活动，是引进创新、效仿欧洲和文明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对批评的回应，得到国家批准主办此次比赛的《共和报》（1929年9月3日）驳斥道：在以极大的认真和诚意成功地开展了一项将在全世界开展的事业之后，我们为什么要毫无理由地放弃它？究竟是什么缺点、什么过错让土耳其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第二年，“1930年的土耳其小姐”去里约热内卢参加环球小姐大赛。两年后，在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的那一年，1932年的土耳其小姐克里曼•哈里斯获得了“环球小姐”的称号。20年后的1952年8月，当冈扎丽•巴萨尔当选“欧洲小姐”时，这似乎成了欧洲非正式地接纳一个向朝鲜派兵并加入北约的两党制土耳其的方式。

选美比赛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打破城市中下层的拘谨，并在这些阶层的女性中建立一种自信。（1930年代初，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公共海滩是向女性开放的。）只有上学的未婚女子、低级公务员的女儿以及诸如此类的女性，才被允许参加这样的活动。她们需要被“解放”，去官僚机构从事文书工作。诗人纳兹姆•希克麦特被要求就土耳其女性取得的进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些在他看来流于表面的变化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记者：“我不在乎女性留长发还是短发；她们不是母马，重要的是她们必须去工作。”

1930年代初，女性日益成为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随着国家推进工业化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四处开设工厂，劳动力需求继续上升。在城市，女性参加工作，成为教师、律师和法官，甚至警察的职位也向她们开放。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得包办婚姻的做法开始瓦解，一些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新的家庭生活形式开始在城市中出现，像1932年的土耳其小姐、环球小姐克里曼•哈里斯这样的女性，成为这种新自由的象征。她们还将自己视为凯末尔革命的一部分，在赢得“环球小姐”的桂冠后，克里曼向凯末尔发去了一封电报，说“我的成功是您在我国女性中启发思想的结果”。

土耳其妇女联合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成功，可以用男性人口的反应来衡量。从发给新闻媒体的文章和信件以及对妇女联合会的抱怨来判断，很多男性对女性要求的平等感到焦虑。除了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外，他们还对按性别界定工作的传统分工方式的瓦解感到震惊。他们将女性视为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她们正在夺走我们的饭碗。妇女在要求平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是不对的”。

妇女联合会的主席拉缇芙•哈尼姆抗议这种日益增长的反对女性的趋势。与一些男性看待这场运动的方式相反，她说，女性将男性视为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女性追求平等，并不是为了让每位女性都投身家庭之外的生活，而是为了证明她们与男性具有同样的能力和成熟。有人劝男性不要抱怨女性出来工作；恰恰相反，男性应该为女性也可以养家糊口而感到高兴。

1930年代的经济发展，为女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过去女性一直在土地上劳作，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主要行业，从纺织业到香烟业，都在雇用女性劳工。事实上，有人抱怨安纳托利亚城镇的妇女申请新工厂工作的人数还不够。妇女发挥的经济作用要求赋予她们新的政治地位。因此，1930年4月，城市女性被赋予了在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市政选举的投票权。4年后，即1934年12月，议会一致投票表决，不仅允许女性在立法选举中投票，而且可以成为候选人。

2. “先生们，让自己富起来！”

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处于欠发达状态。根据1927年人口普查结果，土耳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不足1400万的国家，只有16.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和1万多个乡镇。由于土地较为富余，耕地继续增加，未来20年人口的增加对城镇来说没有问题，因此，1950年仅有18.8%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战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土地持有必须分散，特别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不够快，无法吸收这些增长的人口，交通也足以鼓励他们迁徙流动。

工业部门也非常虚弱。1915年，约有1.4万名工人集中在纺织业（羊毛、棉花和丝绸）和其他行业，比如烟草加工。战争期间，工业活动的规模有所扩大，但随着战败又走向了衰退。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驱逐，以及与希腊的人口交换，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形势，因为基督徒拥有许多工业企业。此外，经济也完全不协调；各部门之间没有相互补充，因此没有形成民族市场的感觉。例如，4240公里的单线铁路集中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作为外资企业，它们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后者要为其工业进口土耳其原材料，并向安纳托利亚更繁荣的地区出口西方工业成品。另一方面，安纳托利亚谷物产区和消费能力强的城市之间交通十分落后，导致的后果是从国外进口的谷物比从安纳托利亚购买的谷物更加便宜。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

1924年，从安纳托利亚中部至伊斯坦布尔运输1吨谷物的成本是8.8美元，而从纽约至伊斯坦布尔的成本仅5美元。因此，似乎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从衣阿华州而不是从安卡拉和科尼亚运谷物来养活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并让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在自给农业中过着清闲的生活。

共和国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外债，这阻碍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对于一个境况不佳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截至1932年，国家预算的最大一部分（146210355土耳其里拉）用于偿还公债，而用于国防、公共工程、财经、宪兵、司法、卫生、社会救助、农业和宗教事务的支出仅为86007852里拉。考虑到所有这些限制因素，1920年代的土耳其经济政策是建立在纯粹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糟糕的形势。一时间，私人资本的声音占了上风，政府鼓励外国投资，特别是以与萌芽中的土耳其资本家建立合资企业的形式进行投资。因此，在1920年至1930年间成立的公司，大约三分之一是外资合资企业。

这基本上是联合党人战时政策的延续，即培养本土资本家，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政府发言人采纳了弗朗索瓦•基佐给法国资产阶级的建议：“先生们，让自己富起来！”既然有了和平，只要不存在政治风险，就理所应当求助于外国投资来助自己完成这项任务。1924年，商业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哲学的形成。这家银行是凯末尔在其岳父的建议下建立的，后者是一位著名的伊兹密尔商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金融机构，可以与外国银行和非穆斯林资本家竞争，它们在伊斯坦布尔仍然很有实力。凯末尔主义精英中一些最杰出的成员，包括凯末尔本人，都参与了这项事业，组织这项事业的任务就落到了杰拉勒•拜亚尔身上，他对整个商界充满信心。商业银行开始“通过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持有有利于私人利益集团的股份，扮演有影响力的游说者以及企业界和政府圈之间的调解人”。实际上，银行与国家间几乎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常常被称为“政治家银行”。

3.加入西方阵营的代价

土耳其决策者知道，他们必须为西方的援助和投资付出代价，他们也愿意无条件地付出代价。为了加入西方阵营，他们愿意为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服务，即便这意味着疏远他们的邻居。作为对他们的牺牲的回报，他们希望西方盟友能平等地对待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加入北约对土耳其来说如此重要。除了带给人心理上的刺激之外，北约还被视为一个俱乐部，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和安全将与欧洲大家庭的成员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同样充分、稳固。在北约之外，土耳其将被降为二等盟友，被视为第二防御区。

1952年2月，土耳其一被允许加入北约，就开始“尽可能地拥护西方的事业”。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试图让南斯拉夫与西方搭上线，远离不结盟，于是在1953年2月28日与雅典和贝尔格莱德签署了《安卡拉条约》。在阿拉伯世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安卡拉选择站在帝国主义列强一边。它支持埃及的英国人、北非的法国人。在穆萨德克总理与英—伊石油公司的斗争中，安卡拉同情的是石油公司。不出意料，土耳其被视为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试图利用新的联盟体系来维持西方的统治。令土耳其人非常恼火的是，一幅埃及漫画将杰拉勒•拜亚尔总统画成了一条用西方皮带拴着的哈巴狗。事实证明，建立一个包括一些而不是所有的主要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的联盟的政策是虚幻的。当1955年《巴格达条约》最终形成时，伊拉克是唯一愿意加入的阿拉伯国家。

民主党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共和人民党，都以自己是西方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而自豪，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防止敌人破坏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卫士。但他们也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拥有至少可以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相上下的自治地位。不过，他们也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在评论1957年艾森豪威尔关于保护中东国家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承诺时，半官方的民主党报纸Zafer在1957年1月4日一期中写道：

我们注意到，这一说法同门罗主义学说一样，非常简单明了。它谋求促进的原则是，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它提供的保障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它承诺的好处是通过巨大的财政援助在经济领域为中东提供帮助……

历史将根据美国在这项计划及其盘算中给予土耳其的地位和重要性来裁决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正确与否。

与土耳其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外交政策一样，共和人民党开启了通过取消控制、消除障碍来吸引外资的进程。在1947年5月22日的法令之后，1950年3月1日颁布了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当这些举措未能实现其目标时，民主党在1951年和1954年制定了更为自由的法律。1954年3月，他们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石油工业的垄断，将其向外国资本开放。

尽管做出了让步，但外国在土耳其的投资仍旧低得令人失望。这远不足以对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它的影响与它的规模完全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因为本土资本的薄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因此，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投资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在与外国资本合作中，本土资本面对其更强大更发达的外国合作伙伴简直相形见绌。因此，在1950年代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此后这种关系还将继续深化。

4. 军事干预与政治恐怖

戒严令一出，土耳其的政治生活完全瘫痪了。青年组织被禁止，所有专业的协会和工会的所有会议及研讨会都被叫停。4月28日，两家报纸停刊，书店被勒令不得出售当局禁止的出版物。这个命令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哪些出版物是非法的从来没有得到澄清，决定权都掌握在执行这项命令的警察手中。第二天，两名著名记者——前工人党代表切廷•阿尔坦、激进的凯末尔主义者伊尔罕•塞尔库克被拘留，这是即将对知识分子进行镇压的第一个信号，而且左派的所有出版物都被查封。但好战的、新法西斯右派的出版物继续自由流通。5月3日，戒严当局宣布所有罢工和停工都是非法的。工人运动一下子被压制住了，这使得雇主工会松了一口气，后者一直认为集体谈判和罢工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奢侈。

等到5月17日，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伊弗列姆•埃洛姆被绑架后，这个国家才感受到了全面的镇压。“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是左派分裂出来的又一个派系，它因这一行为而获得了赞誉，沉重地打击了军事政权的威望。政府通过对左派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予以回应。游击队接到警告，如果埃洛姆被杀，政府将通过一项追溯死刑的法律。内阁对这项法律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用处。文官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权力转移到了颁布戒严令的指挥官和情报部门手上。

在埃洛姆被绑架后的几天里，土耳其各地有数百人被拘留。总体而言，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和年轻学者，以及工会会员和工人党的支持者。为了给他们所定义的“左派”一个教训，指挥官们甚至逮捕了著名作家，比如亚萨尔•凯末尔和法基尔•贝库尔特，还有总理埃利姆本人认识的一些法学教授。在收押期间，酷刑的使用变得普遍，其目的似乎是摧毁政治犯的意志，从而使他们放弃政治。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许多人放弃了激进的政治，有些人甚至开始拥护保守派的事业。

镇压并没有拯救埃洛姆；如果说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把劫持他的人逼到了角落里，从而加速了对他的谋杀。宣布5月21日午夜到下午3点对伊斯坦布尔实行宵禁（其间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不啻为埃洛姆的死刑令。3万名军人参加了此次行动，凌晨5点，他们发现了埃洛姆的尸体；尸检表明，他在前一天宣布宵禁后不久就被枪杀了，当时绑架者决定放弃他们的安全屋尽快逃走。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镇压成为所有其他活动的背景。议会每两个月定期延续戒严令，以符合宪法的规定。与此同时，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修订《宪法》上，保守派把国家的困境归咎于此。修订后的版本几乎涵盖了国家的每一个机构：工会、新闻界、广播电视业、大学、国务委员会、宪法法院、议会、参议院和上诉法院。1961年的《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允许民众参与政治，但是现在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了限制，用埃利姆教授的话说，此举是为了“国家的完整……以及国族、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得到保护”。修订后的《宪法》保证“不会回到3月12日之前的时期”。事实证明，1960年代的民主化对右翼而言代价太高，风险很大。埃利姆和军方的最高指挥部的结论是，自由宪法对土耳其来说是一种奢侈，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如果希望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取得快速进展，就负担不起这样的奢侈。（小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社会吗？

凡对1990年代初，或者说20世纪最后25年的土耳其政治事态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被军队扮演的角色所震惊。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的军事将领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的文官政府。1982年，军政府出台新宪法，设计了新的政治架构。1983年11月，土耳其举行议会大选，大选之前政治气氛紧张，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政府严格限制一切政治活动。最终，祖国党赢得大选，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成为土耳其总理，国家权力重回文官政府手中，土耳其看似重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然而，时任总统凯南•埃夫伦，即发动1980年军事政变的将军，利用1982年的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允许军方继续监控政治活动。而且，文官政府接管国家政权后，军政府时期的戒严令仍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军方逐渐掌控局面，戒严令方被取消。

1980年的军事政变让土耳其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意识到，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和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留意到，军队在1971年3月和更早的1960年5月均发动了军事政变，对政治进行了干预。似乎存在着一个每十年干预一次政治的循环模式，其间，军队士兵不惜让自身蒙污，也要涤除腐败无能的政客带给土耳其的混乱。1960年，军队推翻阿德南•曼德列斯的民主党政府，该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视宪法如无物，通过其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滥用权力，为自己所有的行动披上合法化外衣。1971年3月，土耳其高级军事指挥官强迫苏莱曼•德米雷尔下台。10年后，即1980年，德米雷尔再次遭遇同样的命运。1960年，军人第一次干政的目的是捍卫宪法，有其正当性。之后的两次军事政变，则是因为军队认为政府羸弱，国家治理太过低效，致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威胁到了军队所维护的国家根基。

要解释军队在现代土耳其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当下的紧迫形势这一原因之外，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也为军队的介入提供了理由。众所周知，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实体，鼎盛时期曾占领了亚、非、欧的大片土地，甚至在1529年和1683年两次威胁到维也纳，土耳其近卫军由此成为欧洲的噩梦。但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数个世纪中，军队开始热衷于参与宫廷政治，其对于苏丹造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外部敌人。土耳其近卫军与宗教界的乌里玛结成同盟，对改革构成了巨大阻碍。18世纪末和19世纪，主张改革的苏丹们开始对衰弱的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首要关注点就是军队，他们按照西方模式建起了一批军事院校，在这些院校中涌现出了新一代致力于拯救帝国的改革派军官。

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这些军官已开始介入政治。他们暗地里勾结高级文职官员，强迫苏丹批准1876年的宪法。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实行暴君统治，搁置了1876年的宪法时，官员们开始策划推翻现政权，以恢复立宪政体。1889年，这些人成立了名为“联进会”的秘密团体，恩维尔帕夏、杰马勒帕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这些现代土耳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该团体的成员。1908年六七月间，联进会在军队中策动了叛乱，使得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迫恢复搁置了30年的宪法。此事成为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开端，之后，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告终。

即便土耳其军队的实力江河日下，却依然是唯一一支有组织的能够抵抗西方列强及其附庸国家军事侵犯的力量。1919年5月，希腊军队登陆伊兹密尔，入侵安纳托利亚西部，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领导下的民族主义力量开始组织抵抗运动。在多条战线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民族主义者恢复了对整个安纳托利亚的控制。随着战场胜利而来的是外交胜利，1923年7月，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签署了《洛桑条约》，该条约承认了土耳其的新疆界。10月29日，民族主义者获得军事上的全胜，建立了共和国，开启了建设新土耳其的历史进程。

强调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现在，在土耳其历史和政治中的作用，表明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连续性。军队被视作固守其世界观、从不变通的实体，凌驾于社会之上，独立于社会行动。这一认知往往掩盖了土耳其所经历的变化，这些变化多半是尖锐的和戏剧性的，有助于更好、更深地了解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与政治。当然，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具有连贯性，难以与过去彻底割裂。但至关重要的是，切莫忽视关键的历史转折点。现代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有意识地竭力与过去划清界限，共和国的奠基者们尤其如此。凯末尔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创建的政权与奥斯曼帝国并无任何共同之处，与腐朽的过去也做了彻底的决裂。

但是，现代土耳其历史中还埋着另一条具有延续性的线索，比军事干政的维度更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形势。在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时代，英国与欧洲大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土耳其决心在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起初，土耳其苏丹希望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以应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强大挑战。但到了19世纪，土耳其统治阶级发现仅靠军事手段是难以顶住西方国家压力的。为更好地实现目标，土耳其必须创建现代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而现代化的军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

土耳其人见识到了欧洲革命释放的力量，认识到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下将难以为继。帝国不得不与时俱进，放弃既不承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无视有产阶级的尊严和荣誉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话，就必须说服苏丹放弃他的绝对权力，承认臣民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要求在1839年和1856年的帝国宪章以及1876年颁布的宪法中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这些改革仅仅获得了局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官僚机构外，没有可资利用的内生性的庞大社会阶层予以支撑。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没有在旧秩序中感受到压制，因而对创造新世界缺乏动力。这一时期，土耳其从商的多数臣民都是非穆斯林，他们更愿意在西方大国而非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下生活。与此同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思潮涌入奥斯曼帝国，这些思潮在非穆斯林群体中也影响较大。信仰基督教的巴尔干地区民众梦想着摆脱异族统治，获得自由。1829年，希腊人成功地建立了民族国家。在希腊的带动下，其他民族主义者紧随其后，追求本民族的理想。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也纷纷效仿希腊，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失败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大国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大国的支持），没有大国愿以委任统治的方式向这两个民族提供保护，使其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土耳其人自己奋起反抗，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最后几年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军队的角色举足轻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建制不断变化，起初反映了统治精英的政策，之后则是衰败社会的紧张关系。

1826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7—1839）和宫廷辅政大臣创建了“新军”，以替代近卫军。其目标是按照欧洲的标准，建立一支战斗力强大、足以与埃及军队抗衡的现代化军队。当时，埃及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其将领穆罕默德•阿里率军镇压了希腊革命。很快，苏丹发现必须邀请外国顾问来训练新军。1836年，他邀请英国军官前来研究新军存在的问题，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议。之后，迫于俄国的压力，以赫尔穆特•冯•毛奇为长官的普鲁士军官团队取代了英国军官团，负责指导新军。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之后，土耳其宫廷邀请法国人来改革土耳其陆军，邀请英国人来改革土耳其海军。军事院校此时教授法语课程，同时也传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对奥斯曼帝国旧政权的未来构成了威胁。

1879年，柏林会议已经结束，德国崛起的势头业已明显。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请求德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其目的是抵消其他国家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影响。由科尔玛•冯•德•戈尔茨上校担任团长的德国代表团于1882年抵达奥斯曼帝国，自此，德国的影响长期在奥斯曼帝国强势存在，一直持续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才逐渐被英国取代。巴尔干战争（1912—1913）之后，德国恢复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李曼•冯•桑德斯军事代表团进入奥斯曼帝国，直至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德国始终在土耳其保持着很强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部影响之外，19世纪最后数十年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国家官僚体制。当时，受18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遭到重创；军队和官僚机构分化严重，官员的晋升空间极度狭小。

当时，不少在经济形势恶化前进入贸易行业的人希望通过受雇于国家或在宗教机构中担任低阶职务来保障稳定的经济收入。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母亲就希望他像他父亲一样做个小商人，或在宗教机构中任职。但是，凯末尔选择了从军，在军队里他接受了现代教育，不但经济收入有保证，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和认可。

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军队政治化，为他自己的落败埋下了伏笔。他在选官任用上放弃了任人唯贤的原则，代之以忠诚的标准，任人唯亲。这种选拔方式在受过良好军事教育、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职业军人和仅因效忠苏丹就被委以重任的官员之间造成了嫌隙。

部分低阶官员和公职人员参加了联进会领导的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恢复1878年被搁置的宪法，这一目标最终由1908年7月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达成。此次运动仅仅是一场更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奏，而革命旨在提高大多数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属的底层阶级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争取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与帝国官僚机构中的高级官员追求的目标不同，后者仅希望实现君主立宪政体，根本不愿看到土耳其经历社会革命。

军队规模有限，且行动缺乏协调；在19、20世纪之交，军队中最重要的两个集团分别是支持联进会的激进改革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两大集团之间的分歧在第一个为期五年的宪法时代（1908—1913）较为明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3年1月联合党人夺取国家政权。军队中，多数士兵属于保守派，甚至反对变革。1908年10月和1909年4月发生了两场暴动，旨在恢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但两次暴动都被镇压，第二次暴动更为严重，由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领导了镇压行动，这位将军热爱祖国，但不支持联进会，也不支持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

1912年7月，奥斯曼帝国又爆发了军事叛乱，这让人回想起4年前旨在恢复宪法的那场叛乱。这次叛乱是反对联合党的军官发起的，其目的在于推翻亲联进会的内阁，让自由派掌权。倘若1912年10月未爆发巴尔干战争，他们本可能成功地摧毁联进会，清洗军队中的联进会支持者。如果这些成真，在自由派统治下的土耳其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在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军队惨败，政府屈膝投降，帝国命运掌握在了列强手中，自由派名誉扫地。如果联合党人的政变未将他们推翻，奥斯曼帝国会彻底放弃变革图进和独立自强。与19世纪的改革者思想趋同，自由派认为，土耳其要依赖欧洲，特别是英国，利用他们帮助土耳其开启现代化，一如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他们希望英国将埃及管理模式应用于土耳其，这将使帝国大受裨益。

1913年1月，联合党人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与自由派的截然不同。他们愿意成为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希望成为“远东的日本”，享受到与日本同等的国际待遇，与西方国家是平等而非低人一等的关系。有日本人珠玉在前，土耳其将与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会阶层按照日本模式来寻求自由独立，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在启动这项社会工程之前，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先彻底掌控这个以军队为重要构成部分的国家。

联合党组建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向军队中灌输“团结进步”的思想，涤除与之相抵触的一切思想。数年内，军队果然焕然一新。联合党人喜欢的毛制卡其毡帽成为军官的规定着装；恩维尔帕夏成为战争部部长后，一些不接受联进会领导的官员在1914年1月遭到肃清。两个月后，战争部发布命令，军队建设要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传统完全切割，引入新思想，这些思想对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意义重大。自此以后，军官们被强制优先向军团标志行礼，就算苏丹在场也是如此。苏丹不再是效忠的主要象征。

1913年后，土耳其的军队建制发生变化。尽管军队已经政治化，但作为独立力量还是被从政治中剔除，转变为联合党人落实政策的工具。看上去这可能与事实相矛盾：恩维尔有能力将土耳其引入战争，支持德国，暗示了是恩维尔和军队控制了联进会。实际上，政策是由文官中占大多数的联进会成员内部制定的，恩维尔帕夏则是同侪之首。应当记住的一点是，恩维尔的个人感召力是联进会的杰作。1908年的革命后，联进会利用他极具魅力的人格为土耳其树立了一个英雄人物形象，为影响和控制宫廷，甚至连恩维尔的婚姻都是由联进会促成的，迎娶的是一位奥斯曼帝国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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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情况反映出了这些立场：军队最高指挥部介入，恢复政治稳定，并建立新的基本规则，以维持最近刚刚恢复的稳定。没有既定计划的将军们临时起意，在1971年3月逼德米雷尔下台，镇压左翼政治力量，削弱协会力量，修改宪法，以期使制度彻底地稳定下来。

但是，这些措施在应对1970年代的危机上是没有效果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以及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了这场危机。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美国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土耳其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现行政治制度被证明无法应对巨额外债、肆虐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严重的商品短缺。尚未被充分解释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让多数土耳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直到1980年，土耳其的政治气候已经恶化到民众实际上对将军们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表示感激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军政府于1980年9月12日成立，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所有阻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市场经济的障碍都被清除，以1958年的戴高乐主义宪法为基础的威权宪法代替了1961年的自由主义宪法。工会运动遭到破坏，大学被整肃和集中，媒体禁言，政党解散，许多政治家被禁止参与政治。军队最高指挥部的目标就是将政治从社会体系中清除出去。

事实证明，1980年代的土耳其社会过于复杂，没有政治是难以运转的。同样的情况土耳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也曾经历过，但如今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都存在对立派系，他们需要政治舞台展开竞争。将军不得不承认这些，将权力还给严格筛选过的文职官员。备受限制的政治活动在1983年春活跃起来，同年11月举行了普选。祖国党在大选中获胜，图尔古特•厄扎尔上台掌权，这被视为军政府的失败，文官势力的胜利。1987年7月，厄扎尔总理拒绝了最高指挥部提名的参谋长候选人，而他本人在1989年11月胜选，成为总统（1960年以来第一位平民总统），这两件事被视为将土耳其推向公民社会的重要事件并因此备受欢呼，实际上这一进程，即将军事纳入经济结构，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80年代，土耳其军工企业成立，人们寄希望于将它变成名副其实的军工复合型企业。这在增强了军民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军队最高指挥部对政权的忠诚。

尽管经过数年的演变已经形成了共生关系，司令官们在面对政府时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一点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危机中尤其明显，当时，将军们限制厄扎尔总统，使他无法向美国做出更多的公开承诺。1990年12月3日，参谋长尼萨普•特鲁姆塔伊以辞职表示抗议，尽管媒体将这一举动解读为警告。他的继任者也没有选择附和厄扎尔的政策。鉴于厄扎尔对政党的绝对控制以及其政党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尽管他在国内的地位急剧下降），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任何政策，反对党根本无能为力，唯有军队最高指挥部能阻止他。

这种关系将会像过去一样继续演变，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后的情况一样，必须调整以适应新的因素。苏联的阵营以及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出现，这些都是新因素的一部分。已经有不少关于建立小规模但高技术含量的有能力发动电子战的军队的讨论，其典型就是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这些变化带来的政治意义难以评估，但是，最终土耳其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位置将决定军队在土耳其的作用，正如过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