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

不因个人好恶写历史，重视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为历史正本清源。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目　录
大历史不会萎缩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个人经验与历史
——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导　言
（一）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之由来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之大势所趋
（三）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四）中学为用的缘由及应赋予的考虑
（五）“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六）结论
附：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一）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
（二）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
（三）现代的展望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一）改革步骤的三部曲
（二）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各国的改革模式
（三）中国的改革必须合乎国情
（四）回教国家的发展深受宗教的影响
1945年的上海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资本主义与21世纪
（一）资本主义
（二）历史上之衍进
（三）因资本主义而产生之战时共产主义
（四）21世纪之展望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经验
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
道德与技术之间
附录　《大历史不会萎缩》编者说明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故事：周立禺中学刚毕业时值对外留学开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资使他到美国上大学。初时他不肯去，因为当时他热恋同班的张惜音，果然，他还在爱荷华州忙大考的时候她已和人订婚；等他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她已结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国学位也没有当初想象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当日父母催逼自己勉从的一段经过，不能无介于怀。
　　他又再度游欧，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业也有了成就，张惜音则在离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时候前后已判若两人，他就难于想象自己当初何以会爱上她……再隔五年十年旧梦重温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数未变，他和她对过去之观感则因以后的发展而转移。
　　在某些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张惜音。我们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传的作家，也经常对我们心目中之自传经年累月地不断修改，修改起来的时候，不仅前后措辞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个人经历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遭遇和发展亦然。这种说法对1990年代的中国人用意长远，因为过去的七十年，中国已经历过一段跨时代的大改革。1920年间中国面临一个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局面（南北即有广州与北京两政府），今日则有似于隋唐之勃兴，过去需要三百多年的动乱作背景，在20世纪只花了七十年渡过此难关，不止此也，中国之历史现已与西洋文化汇合。
　　“你真有把握确是如此?”你可能这样问我。
　　用不着问我。你只要反躬自问：你的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家中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担的工作和所创造的事业是不是与1920年代你父祖所经历的全然不同?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个人之选择，而是侧后的社会背景已经过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变动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已有了一番整体之调整。从大陆一次迁徙到台湾的人户即二百万，早岁金门御敌，今日大陆观光。过去七十年有了乾坤颠倒山河变色的经验，今日海峡两岸尽力通商，都希望在商业条例之中，坚定了管理新社会之原则。
　　这时候如不修改历史何时修改?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鸦片战争，兹后外强在中国保持着领事裁判权，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仍是几百万农村组成的大集团，本身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因对外贸易带来的繁荣，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难在租界之外发展，今日则已脱离这局面。抗战刚开始，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要慎重将事，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对照解释得前后连贯。又不止此也，如果我们把秦汉当做“第一帝国”，隋唐宋当做“第二帝国”，明清当做“第三帝国”，各以其财政税收作行政之张本，则全部经历与今日对照，也可以将当中大变动解释得明白。我们更将英国与荷兰在16、17世纪，经过变乱从农业体制进入商业体制的情形，与今日中国比较，也能说得互相衔接。在今日台湾与大陆提议邦联或联邦制的时候，则四百年前荷兰的例子更可供借镜。
　　将此中宏观情貌写为历史，则为“大历史”。
　　这大历史不可能与传统之中国通史同一篇幅或结构。主要因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均与传统中国社会（即胡适所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有了至远之距离。在改造过程中，前有八年抗战，中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之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军令下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此已为洪荒以来之所未有，而接着又展开约四年之内战，更在世界史里难于找到类似例子。这突出发展，即不可能被传统之篇幅容纳，抚今追昔，我们一定也会将王安石变法、清朝入关等事迹解释得与以前不同。前面已经说过：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中国大历史》中文本于1993年10月在台北出版。首先编辑先生即已慎重将事，在封颜之背面说明这书“虽然是通史性的论著，却突破了传统通史的格局”。可是所遇到的书评，仍大部分以脱离传统规范相指责。
　　王汎森先生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书评，出于善意。他说：“（此书）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字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他又指出我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这都不失为持平的批评，我既认为中国历史至此已与西洋文化汇合，则从外看来与从内看去已无不能调和之差异（我只希望人人如此，至今还有很多外国人以为我之“大历史”过于中国本位），缘于前述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都已经过西洋文化之冲击而作全面目之调整，王先生自己的文字即已表示着高度的外文之影响，如“作者似乎过度强调财税等物质的因素，而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非熟练于西欧文字者不能随意写出。
　　可是我的辩论也源于这温和的批评。我们今日所谓“经济” （economics）的束缚，本身即是文化层次的产物。既以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每一朝代在创制的阶段即已充分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哲学及宇宙观。明朝的赋役更强烈地表现了明太祖的复古思想，这可以从他所颁“大诰”及在户部迭次训话时看出（注意梁方仲认为明代虽在后期行一条鞭法，其范畴不出于“洪武型”）。 六百年后我们将这题材视之为一个技术问题，当初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指斥桑弘羊与王安石，却已将赋役视为道德问题。
　　《中国大历史》既已将题材高度压缩，又以问题作重心，即不能如传统的通史，将哲学、美术、经济各分一栏论列，本来这些区隔无非是学院分工的办法，与历史成综合性的发展本身不同。在以归纳法为主旨的眼光看来，我并未忽视文化层面的重要，儒家之“克己复礼”，我以通俗文字“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之团结和仪礼上之周到等等”在书中提到八次，提及孟子也有九次，而且此书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卷，以康德所述“事物自身”参入结论，当中提及杨朱、墨翟、董仲舒的宇宙观（未具名）、张衡、王充、玄奘、苏绰的根据周礼立制、宋朝之理学、清初之“实用主义”等等，也不能算是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了。至于每一题材只能用一两句综述，则因全部资料业已高度压缩，并已在实用的场合中论及。
　　况且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提及文化层次，也不能限于传统的经典著作，我书中更叙述秦俑、汉瓦、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图》和《白蛇传》，则因不常见，较诸书为详。
　　至于龚鹏程教授在《中央日报》的评论，则可算作恶意的抨击，他除了全面否定《中国大历史》的立场外，并且对作者作个人指向（adhominem）的否定。他说及我在研究明代财政的“成果”外，立即说起：“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再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所惊。”我以九十三个字来谈明代思想，“而且几乎全错”，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操劳写下这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提及书中细节，并且预言“我不相信黄先生能妥善回答”?他的结论，要我“悬崖勒马”，用词似民国初年军阀之通电。
　　本来这样所谓“书评”毋庸作答，你讨厌我，我鄙视你，写来辩去，必成“骂街式”的文人相轻。只是在龚教授全面否定之余，我却不作答也要向我的读者解释。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受“开卷”十六人书评小组列入推荐书榜，英文版则早已经若干美国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也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海内外人员之参考。今年（1994年）夏天香港行政局一位议员即亲买一本赠港督彭定康，请他注意书中所叙。此书也经香港电视介绍，大陆方面除了《读书》已在第八期转载此书之第二十章外，已准备在北京出简体字版，日文版则经东京的东方书店筹措，预定在今年4月出书。此中必有无数为《大历史》奔走的朋友，以下是对他们的交代。至于书评内所述“只是由于他根本无力处理历史中非技术的部分”，则无法分辩，只有至必要时可将此文附刊于《大历史》各再版之后，同时读者也可参考我所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道学家”。《万历十五年》内《李贽》一章已综合我对明代思想史的看法，即将出版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提及王阳明之处。
　　◎书评说《大历史》提及今日汉字为数二万，“他不晓得康熙字典上所收即有四万九千字吗?”
　　中国字数至今缺乏具有科学性之统计。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提及：“今日中文在最大之字典有字远逾四万。但是归结起来约七千铅字构成报纸之所需，其中约三千为通过识字的标准。”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Derk Bodde）可算得今日西方最大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Society，and Science）则述及：“……在现代未经节录之字典有字几至五万。但是这种字典所列很多字体已经过时，不常用，限于技术性，或者属于标准字之变体。”
　　抗战前所出之《辞源》有单字约一万零九百五十。大陆刊行之《新华字典》可能为最畅销之字典，有字约一万二千。《马氏汉英字典》 （Mathrows’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有字七千七百八十五（很多科技名词尤以化学名词原出自西文）。
　　我所谓二万，根据战前之估计，包括以上各字典辞典所未列之字，如恭亲王奕?之?，与康熙之名玄烨之烨，现在看来此估计似过高，以后修订可能近于一万五六千。
　　我希望研究语言文字之专家利用电脑将现行字作一统计，我猜测必低于二万，不可能多至四万余。要我接受《康熙字典》之字数，即是将我写历史向后修订。
　　◎书评说我曾说“五行金、木、水、火、土为万物相配置的方法，其根源出自《易经》 ”。“ 《易经》恰巧也不曾谈及五行”，所以我应当“翻一翻这本书”。
　　《大历史》有关此中关系之原文为：
　　他（汉武帝）朝中博士（董仲舒）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为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或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相关价值，所以可以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页五十二至五十三）
　　以上所说确定地指出其观念及信仰来自《易经》。至于《易经》与五行的关系，读者可以参考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内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我生平只用过《康熙字典》一次，也只“翻一翻”《易经》一次，此因研究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时，发现他曾著《儿易》一书。我曾怀疑此中有特殊之数学思想，结果大失所望。我对一般读者的劝告即是接受李约瑟博士对《易经》的评价，这是一只“档案箱”（File Cabin），若不如此只有自己研钻作《易经》专家，我再提醒读者，仅明朝人士所作对《易经》的解释与图说，已有二百二十部，内容彼此不同。
　　◎书评说商朝万物有灵的观念自周而中断，代之为周代对祖先的崇拜，这是谬说。“商人何尝没有祖先崇拜?周人何尝无万物有灵之信念，黄先生对有关宗教的问题太陌生了。”
　　这又是断章取义的恶意攻击。我原书所述为：
　　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页十六）
　　很显然，以上所述为源于国家之教义（Out of State），有组织，有全面性，与偶然的宗教意识或单独的宗教行为无关。简概言之，古人说“殷尚鬼”，表示着商朝的部落国家性格，尚未脱离巫教之操纵，亦仍逗留于神权时代。《史记》的《殷本纪》内提及帝武乙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即表示人与神争的原始性格，此不可能见于周朝。
　　以周代商，宗教上有截前断后的改革。周朝所主持的祖先崇拜已与伦理观念及宗法社会不可区分，也是中国文化史里的特色之一。至于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封内山川，大夫祭其先，庶人无庙祭其寝，已不能视为animism。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亦即表示文教上的前后不同。孔子自己的宗教思想可以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有樊迟问孝时他答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等文句看出。他又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终身仰慕周公，所以这一切文教之革新始自公元前12世纪，王权以礼乐作工具，祖先崇拜以孝为基础，这与商之尚鬼有了至远的距离。
　　我对宗教思想诚然陌生，所以在密歇根上学的时候曾往长老会、浸礼会路德教堂观察。可是我一直以为商周之间宗教性格的不同，是一种历史常识，至此被质问，被说“以想当然耳的态度，一刀割断商周”，至为惊讶。
　　◎书评说“秦以水德王，继周而兴，以黑色象征水正是该时代流行之思潮，何超时代之有?”
　　《史记》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这成为以后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之始。以前有人提及商代曾有类似更革，出于传说，秦始皇却自身作主如是之除旧布新。《汉书·郊祀志》即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可见得是首创。又不止此也，秦始皇改称黄河为“德水”，他在碣石所镌碑有“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字样。所以他以水象征秦代的统治，并及于封内不设防（这也对以后中国历史有长远之影响）。春秋战国期间诸侯常以河防为作战之工具，并以决堤危害邻国，始皇之统一免除了这一切纠纷，所以以水德色黑，有超过当时假科学的意义，也表示思想与行动互为表里。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仍是小问题。写《中国大历史》这样的书可能全无差错?只有外行才会有如此武断式的信念，那又何苦为这些题目斤斤计较?
　　这也是由于书评者的用心。他找到很多一般读者无从查考在黑白之间的争点，积少成多，使他们对作者的能力、眼光怀疑，“黄先生的史学与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这类踳谬太多了”。
　　于是我说《孟子》一书有天候地理的因素在，为“此妙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王阳明学说不是将佛家顿悟说植入儒家体系，亦无借重自然之趋向，更不涉及重视纪律之问题”，而且认为我既说中国受地理上之影响未曾在历史上产生资本主义，则应当“迁土弃地”。又以为我欢迎“台湾香港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现象，对中国将资本主义化表示乐观”，是为自相矛盾，“却忽然忘却了他的地理决定论，真是太奇怪了”。
　　此人与我曾无交往，如何如此对我“太不恭敬”（他自己用语）?另一段他又说及我“对思想缺乏兴趣”（!）则好像“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看来则是无意之中我忽略了他的立场。他又提出他自己写通史的办法：“贵乎融摄综贯，而融贯史事须有一套观念，一套解释架构。”换言之需要唯心，以观念论先造成架构。
　　在我看来这是彻头彻尾地将中国史向后修订。《周礼》所谓“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只二十字已具在这样一套架构，如在中古时不仅可以倚之为写通史之指针，而且足以用之制造历史。可是这种体系需要所有政治、经济 （非现代之economy或economics，而系传统经国济世之术）全操在文人手中，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大前提下，用凭空构造（free construction）的方式将社会扭捏如理想。明初即已近乎这种做法。迄至利玛窦东来，犹叹赏治理中国者全系哲学家。我的《万历十五年》正是暴露此体制之弱点。
　　中国之士大夫阶级已因20世纪的革命永不复返，即以“知识分子”自成集团亦为日无多。最有力量左右国家政治、经济 （这倒是各大学经济系所注目之经济，因其有数目字之根据）的人物为银行家、实业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甚至广播员、新闻记者。军事家只在某种场合之下发挥其特长，大学教授聘为顾问多系专理外交之智囊，无一技之长（这才是技术）之文人仍欲如昔日官僚主义体制宰割一切不可得也。
　　我是否在提倡中国哲学无用论?
　　那亦不是我的着眼。最近我研究抗战期间的蒋介石，才领悟到王阳明之心学对他影响之大（也掺杂佛家顿悟说，也借重自然，也注意规律，全有文字作证）。而且他的日记里间常引用《诗经》与《书经》。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曾阅读过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很显然的，中国今后之文教有待于传统信念和习惯与眼前的新经济生活切磋琢磨而成，因之哲学与伦理仍具有领导的力量。但是新哲学家不能因袭于过去文人一手遮天的办法，以为文字均为其领域，对用其他学科为基点所作历史全不忍让。我个人即坚信任何历史学家无从否定今日中国由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因此之故，古籍专家参阅西方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只能有益无害。
　　抗战之前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他即将董仲舒到康有为之一段全长近两千年统称之为“经学时代”，书中云：“……在此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他五十多年前写此段时即表示中国早已脱离此境界。王汎森先生论古史辨运动，也只反对“在倒洗澡盆时也把婴儿倒掉了”，并未反对洗澡。
　　今日去康有为又四分之三世纪，冯友兰也屡被整肃后身故。可是诸人梦想不到之事却已发生，即毛泽东不能想象之事都已发生。我自惭学浅术疏，但确认改制已成，毋庸托古。《周礼》系何人所作与我关系不深，可任专家争执。此书“间架性之设计”都成为了我研究财政税收之有力引导。况且《中国大历史》原为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读，在国内亦只希望为一般中学生、旅游者读，最多为大一学生参考，但仍遇到如是全面企图封杀，则除了本身防卫之外，不得不对当前历史教学发表意见。
　　其实今日之历史书籍只能由读者选择，不能由自命威权者所封杀，因为背景上，中国之改革，包含着各种群众运动。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事业等的改变，尤其脱离了过去“诗意之公平” （poem justic），已成为了每一个读者的人生体验，有如周立禺之于张惜音，不说自明，无待考证。我再摘录冯著《中国哲学史》里的一段：
　　……

　　大历史不会萎缩
　　虽说我引用了“中国大历史”的名号，但大历史这一观念却由来已久。黑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因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出：“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怀在人类灵魂之中。人的智能还不能查验得出来各种现象的繁复情形，首先抓住第一项近似于起因的事物，立时叫说：‘起因在此!’”
　　在历史事件之中（人类的行动成为了观察的题材）首先最原始的猜拟即是鬼神着意于此。以后则提到站在历史前端的人物之志愿——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有志于此。但是一个人只要透视到任何历史事件之真谛，看清了多数人参与的情形，即会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而实际其本身尚被掌握。表面看来，我们这般那样去领略历史事物之意义无关宏旨。可是有些人以为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无非因为拿破仑有意于此；还有人则以为此事之发生，因为它必会发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有如一些人以为地球静坐，各星球绕之而行，周而复始。还有些人则索性承认他们不知道地球何以会被持放于空间，但是知道它的运转和其他行星的运转受自然法规的支配。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诸种原因的总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些则即将摸索到手。要使发现这些规律成为可能，首先即须排除当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正如发现星球运转之规律为可能，只要放弃“地静说”。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他的小说《日瓦格医生》 （Doctor Zhivaqo）中自承受托尔斯泰影响。书中借着日瓦格医生失去拉拉时的沉思提及：历史无法眼见，有如草叶滋长的过程中，无人能目睹其成长。
　　以上的铺陈包含着两项启示，历史学家不可不察。
　　第一，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提出一个一切起因后面有一个总起因的说法，和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解释接近。但是西方思想家认为这总起因人类无从了解。即加解释也属于神秘主义（Mysticism）的境界。有如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之创始由于200亿年前“一声大响”（Big Bang）使各种物体膨胀而起。将来又若亿年之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太阳系统内生命同归于灭。此中意义何在?纵加解释，也属于宗教而不属于历史学。
　　第二，归而求诸次，我们倒可以发现各种事物相互关联，有如星球相互的运行，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当中各个人领导的力量小，而群众运动由非人身因素作主的力量大。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提示摸索过去，在发现各种规律之中，必然会勾画出来一个大历史之轮廓。我的经验，则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史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亘世纪或贯穿千百年地互相印证，当中必有蹊跷。而且将历史中的非人身因素不断地追索回去，最后必及于所述国家的天候与地理。
　　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又富于编缀大历史的线索。
　　举一个例，东汉之末的曹操过去曾受不少历史学家唾骂。野史中的许子将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著的《杂记》又谓他自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有他所颁发世称“魏武三诏令”的文书求才，内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品德。他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守规蹈矩之士。这样更招致攻击。有了这样一个枭雄当权，自己逼宫，儿子篡位，怪不得廉耻丧尽乾坤颠倒，引起中国一段长期分裂的局面。
　　可是我们仔细读他的《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原文是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当初洁身自好，无意过度地发展，但是事不由己，总是环境逼迫，一步继一步地逾越当初界限。“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已］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样说来他的冒险犯难尚是个人的牺牲。文中又表现当日分裂的局面已成，他实在是挽狂澜于既倒。“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在这时候还想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已是费尽心力，只有不顾本身名誉不较身家性命利害。
　　这还只算他自身的辩让。我们再读《三国志》里的《魏书·武帝纪》，他最初“举义兵以诛暴乱”，辞大将军衔以让袁绍。不愿加害刘备，自称“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称毕谌：“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他的建安八年令修郡县文学，尚且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至此仍不乏传统道德的作风，直到一切无效，才提倡只求才不顾德。
　　以上本纪也仍可能是宫廷史官谀饰之辞。可是曹丕逼着汉献帝逊位后，司马炎又逼着魏主曹奂逊位；司马家之晋朝尚有八王之乱，兄弟叔侄称兵厮杀；随着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南有宋齐梁陈，经过三百六十九年的混乱颠簸才有隋文帝的统一。这局面绝不可能由曹操一人负责，也不能再因循于抽象字眼，用“黑暗”“淫酗”和“腐化”等搪塞。因为那样仍是以传统的人身道德为一切事物之根源，也仍是强不知为已知。
　　这样一来，大历史逼着我们寻求技术角度（而不是道德本位）的解释。有如冀朝鼎的“关键经济地区”（key economic area）说，据此解释，当日的魏、蜀、吴各具备内部自足的条件，向外交接困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注重游牧民族的生计始终不能与中国精耕细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则与中国内地的“朝代周期”相盈亏；彼合则此分，此短则彼长。古籍的记载也提及公元300年前后大规模水旱蝗灾迭至，各方都有驱饥民作战的趋向。又自东汉“黄巾”叛变后各地筑坞，村民随着豪宗巨族武装自立，以后即在胡汉混居的地区，村民也作“堡壁”，互推“盟主”。这都是妨碍统一的因素。直到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人口迁移，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原始耕地也不断开拓，一般生计舒展，计口授田成为可能，大规模的胡汉通婚，下迄闾阎，上至帝裔。不仅北魏拓跋氏自动汉化，即隋杨王朝和李唐王朝也全是胡汉混血。隋炀帝又凿运河，沟通南北间的交通。尚且因着隋唐的统一，重订科举制度，“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亦即不待征辟，用人全部公开。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才知道由秦汉的“第一帝国”进展到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不仅范围扩大，而且在某些方面变质，因之魏晋南北朝当中的一段改造期间才如是旷日持久，更因着科举制度我们倒看回去可以想象当东汉陵夷而至三国时官僚组织已被巨家大室垄断。袁绍一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由学阀而变为军阀，官渡一战能动员十万人，用粮车一万辆。这样看来曹操之求贤并不是偏要推恩遗爱于无德之人，而是剔除当日“孝廉”的一个被包办垄断、并不合时的观念，只是积习难改，即曹魏用九品中正之后，也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又直到隋唐之间，印刷品问世，教育普遍。又直到唐高宗武后殿试亲自询问应试学者，才使整个官僚组织变质。
　　如此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来，曹操是好人或坏人，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从掌握全部群众运动。他自称“本志有限”，被时代的潮流逼迫，应为可信，也与毛泽东自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近接。最多我们也只能说他是进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历史上之经纪人和历史之酵素。他一生征伐，象征着秦汉帝国业已崩溃，隋唐宋帝国尚未登场的阶段之启始。
　　我第一次用“大历史”的名目是在1985年，用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的自序，又在同时我写了一篇时论，自署标题为“中国长期革命业已功成——五百年无此奇遇”，在纽约发表。编辑先生虽然接受了这篇文字，但是觉得标题过于刺眼，改为较为含蓄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付印。
　　这文字的要点我以后在不少书刊里重用，也在电视讲演时道及。其内容亦即是用宽广的视界，长远的眼光，检讨中国近百年的遭遇。计有：
　　◎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工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战，更逼着放弃东方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才与西洋文化汇合。
　　◎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与当日的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这包括统一军令的国民党军队和征兵法，法币和主持它的中央银行，新教育制度和各种军事学校。只是草创伊始，免不得马虎将就。
　　◎毛泽东与中共的贡献在于翻转基层组织。虽然经过反复，现在看来其程度亦超过北魏以来至隋唐之均田。
　　◎邓小平及其继承人的工作则是重新修订法律，敷设上下间的联系作为永久体制。台湾则以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完成类似改革。
　　我写得多了，有些读者也看得多了，就有一位书评家写出黄仁宇“执拗而自信”，而且不论我写什么，总要把中国大陆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是我的立意。我用的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以上四点有目共见，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对我个人而言特别是明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人物传记（如最近阅及的蒋介石日记）整幅重新修订。有如托尔斯泰所说，世事如行星相互运转，举一而反三，彼此互证。我要核对以上结论是否合理，是否与古今中外的事例不悖。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在我看来迎接新世纪的来临，这不过是初步尝试，以后所有历史书籍都将要如此向前修订。
　　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英文版《中国大历史》已出“世纪新版”（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日文本已再版，韩文版也大致翻译就绪。《放宽历史的视界》经过大幅整理，也望在今秋（1994年）出英文本。我整理过的一部分蒋介石日记和附属资料早已译为英文，又加入附注七百余条，已先于《中国历史研究》季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去年及今年两次专号载出，也希望明年刊为专书（书中证明他经常为侧后环境操纵，无法独行其是）。日文本则仍由东京东方书店筹备。
　　大陆方面的简体字版除已有《万历十五年》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外，我已校对过《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新版。《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也早于1993年8月号《读书》月刊转载。现今大陆不少的人士，已熟悉于大历史眼光中对中国长期革命的四点看法。
　　十二年前我提及邓小平等重订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一节，当日看来事属渺茫。但是近年因着大陆经济的展开已逐渐成为事实。有如最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和民事诉讼法都于近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断展开已引起外界注意。今年3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提出：“中国的公民和国体已经开始控诉政府违法，促成全面的改革。”也提到：“中国趋于法治之前，首先则必须订立一套绵密的法律。”这社论虽然仍对中国政府指摘，但其重点则为“这是好现象”。3月21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更用“中国向法治的表征”为题，指出：“长久的自由须要法治。中国的新改革使内外人士获有立足点，继续促使北京向这方面前进。”
　　叙述至此，我因为过去的经验深切地感到我对读者的责任，不得不额外交代：
　　今后中国的法律应当是西方型的法律，但是又要折衷中国现状。西方主流思想人性为恶，好色好货之心，人皆有之，贪婪之心，人皆有之，法律只防治人之为恶时侵犯旁人，贻害社会，并不勉强各人为善，良心上之事教堂主持。这在中国施行左右都是甚为艰难之事。
　　我见到不少年轻人，自称根据“理性”，不顾法律上技术因素，主观地“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做得好可能使传统式的党事复活，做得不好使红卫兵造反的情形再现。这不是我们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说年轻人都应抛弃责任独善其身。中国不能在过去施行法制，乃如汽车未备，公路不修，无从先装上红绿灯。现今则局面打开，新社会因经济发展而成长。我毋庸烦叙。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