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通鉴·大国气象：隋唐五代卷

《国史通鉴》第四部《大国气象：隋唐五代卷》共二十七讲，从隋文帝杨坚建隋开始，到大唐王朝全面开启国之盛世，再到唐盛极而衰，五代乱局扑朔迷离，在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精彩纷呈，发生了不少影响后世的社会变迁。作者择取其间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评述，以史为镜，鉴以得失。本书不仅在史料、学术方面尽量做到精益求精，而且极富故事性，将史实情节化，娓娓道来。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江西开放教育协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南昌商联中心文化顾问。研究领域为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市民文学与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旷世大儒王阳明》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史学评论及杂文100余篇。应《百家讲坛》之邀，主讲《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及《国史通鉴》。

总序
一、 历史宿命
二、开皇之治
三、大业盛世
四、二世而亡
五、隋末群豪
六、隋唐易代
七、大唐帝国
八、优胜劣汰
九、王者气象
十、贞观之治
十一、卫公英公
十二、恢宏气象
十三、牵于多爱
十四、一往无前
十五、千古一人
十六、继往开来
十七、拨乱反正
十八、开元盛世
十九、天宝之宝
二十、盛衰之间
二十一、安史之乱
二十二、元气难复
二十三、中兴不易
二十四、夕阳余晖
二十五、再现乱局
二十六、五代群雄
二十七、世宗柴荣

　　进退之间
　　公元617年农历七月初五日，李渊在太原誓师，当时有众三万。十四日，抵达太原南边300多里的灵石县贾胡堡。但是，也就在这不到10天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万隋军驻防在贾胡堡南边50里的霍邑，领兵的是隋虎牙郎将宋老生。另外，隋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也奉命到了河东郡，这里是从山西到长安最为便捷的渡口，地点在今山西永济县境黄河的东岸。
　　这两支军队都是由洛阳的越王杨侗派出，任务是阻挡李渊向关中进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洛阳的隋炀帝的长孙杨侗，以及在洛阳主持政局的人并不简单，他们一面在力拒李密的瓦岗军，一面还在关注全局的变化。
　　当时连日阴雨，军中乏粮，李渊大军前阻霍邑，后有消息传来，说是太原以北武邑的割据势力刘武周和突厥联手，将偷袭晋阳。李渊大惊，召集将佐讨论对策。当时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即退回太原，侍机再举。但是，李渊有两个靠得住的儿子，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兄弟二人针对人们的种种顾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如今正是粮食收获季节，豆粟遍野，何愁乏粮？第二，隋将宋老生，生性浮躁，有勇无谋，可一战而擒。第三，刘武周和突厥看似勾结，其实矛盾，他敢偷袭太原，不怕突厥夺他的马邑？第四，李密貌似强大，但贪图洛口库藏，成不了大事。特别是第五，我军起兵太原，为救苍生，本是正义之师，自当勇往直前。如果遇敌即退，军心必乱。退守太原，那不成了占据一城一地、一山一寨的贼寇吗？
　　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他们客观分析了各方的真实状态。但是，我们曾经说过李渊的特点，是“宽仁容众”，是一位各方面都比较能接受的人物。这类人物有他的好处，朋友多，但也有问题，就是遇事抹不开面子。在这个关头也一样，李渊难碍众情，仍然下令撤兵。李世民大惊，连夜求见，侍卫说唐国公已经就寝。李世民怎么办？像当年的樊哙，拔出佩剑、撞倒卫士、冲进大帐？没有，李世民有自己的办法。他跪在父亲的帐外，“号哭于外，声闻帐中”，让父亲睡不成觉。李渊没有办法，把儿子召进帐中，厉声质问：又没死人，你哭什么哭、嚎什么嚎？扰我军心，你不怕死吗？18岁的李世民跪在父亲面前，慷慨陈词：
　　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资治通鉴·隋纪》)
　　所谓“兵以义动”，其实就是起兵造反，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前进则生，后退即死，父亲现在选择了死路，我能不哭、我能不嚎吗？李渊一听，说你小子说得也有理。但左军已发，怎么办？李世民说，那好办，右军未动，已令其严阵以待；左军虽发，并未去远，可追回啊!李渊笑了：“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资治通鉴·隋纪》)老子的家业，成也是你们，败也是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由你们这帮小子去折腾，老子懒得管了!有这样的儿子，老子也确实可以省心。
　　雨总是要停的，太原的后续粮草也及时运到，和突厥的妥协也已达成。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李渊大军从小路逼近霍邑。行军途中，李渊问建成、世民，我军志在长安，霍邑不能久留，有何办法让宋老生出城？两个儿子笑了：宋老生勇而无谋，若以轻骑挑之，加以谩骂，他就出来。李渊问，如果还不出来怎么办？儿子们说，那也好办，散布谣言，说他是我们一伙的，所以不战。大隋军法严酷，宋老生害怕身边有人报告，说他不忠，不敢不出来。李渊抚掌大笑：好，好，好，就按你们的意思办。
　　你看看别人父子，说笑之间，就把破敌方案定下了。
　　不出建成、世民所料，轻骑一挑战，士兵一谩骂，宋老生就带着军队出城了。虽然战斗不像黎阳之战、洛口之战那样惨烈，但三万义军对三万隋军，那也是个对个的硬仗。李渊父子采用了王世充对付李密的办法，李渊、李建成率军正面拼死与宋老生的隋军对抗，李世民却率军从侧后向隋军冲杀。李世民手舞双刀，格杀隋军数十，两把刀口全砍缺了，袖上尽是鲜血。战至酣时，李渊让军士大声呼喊：老生被俘啦!隋军闻言大惊，斗志顿失。李渊亲自率军向霍邑城门冲去，城中隋军赶忙关闭城门，把宋老生也关在了城外。老生着急，慌忙中连人带马摔入沟中，被李渊的部将所杀。天已向暮，李渊下令攻城，将士以隋军的尸体为铺垫，攀登城墙，城中隋军见状，或降或逃，霍邑被攻克。
　　霍邑之战对于未经大敌的李渊军队、对于李唐皇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在前有拦截、后有谣传，连日阴雨、军粮缺乏的情况下，是进是退对于决策者是一大考验。进则可能生，退则一定垮，李渊父子选择了进。第二，两军相遇勇者胜，面对面的厮杀、格斗培养了军队的勇气。第三，父子一心，其利断金。所谓李世民痛哭于帐外，李渊厉声呵斥，多半是李渊父子演给别人看的一场双簧，目的是堵住主张退兵的人们的口舌。正是有了这样的历练，李渊父子在此后进攻长安及与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才能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当然，如果要说运气，也是李渊父子的运气好，因为他们遇上的既不是宇文化及从江淮带来的骁勇敢战之士，也不是王世充率领的百战之师，而是李建成、李世民所说的有勇无谋的宋老生。如果把宋老生的军队换成王世充的百战之师，换成宇文化及的虎狼之旅，后来也许就没有唐朝了。
　　……

　　总序
　　这是我和《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务印书馆则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讲坛》的合作始于2009年。那时的《百家讲坛》正处于鼎盛后期，朋友聚会、家人聊天，时时有人说及“百家”；阎崇年、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等老师也通过他们的讲课，引导人们从各种各样的“选秀”“搞笑”节目中脱出身来，关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间，余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过《文化苦旅》搅动了中国人的文化热，那么，进入21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则是《百家讲坛》扛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大众历史热情的大旗。
　　但是，当《百家讲坛》栏目组邀请我加盟时，我犹豫了。犹豫什么？说不清楚。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动机；当我们需要做出一种选择而犹豫的时候，却很难说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强要说，也许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时间。手上有多个课题，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到横向合作项目，得亲力亲为完成，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做《百家讲坛》的节目？二是担心内容。《百家讲坛》与大学讲台不同，大学讲台的核心价值是学术创见，《百家讲坛》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赏。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述才能达到雅俗共赏？三是担心效果。我从来不畏惧上课，但素来不习惯“哗众”，不屑于“取宠”，直到现在，听到装腔作势的煽情就起鸡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觉不适合做大众节目。而电视节目恰恰是大众节目，讲究“收视率”和“回头率”，要让观众把屏幕停留在这个节目上，要让观众手上的遥控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个节目来，不哗众、不取宠、不装腔作势地煽情，有收视率、有回头率吗？所有这些，心里都没有底。另外还有一个纠结：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做大众节目是不是“不务正业”，同行怎么看？低头抬头都是圈子里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毕竟不一样。
　　最后还是上了《百家讲坛》的“贼船”，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编导王珊小友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师，就很难逃脱“追捕”。在这个过程中，毛哥（佩琦）和商传兄的榜样，邵鸿的反复鼓励，李锋的多次鼓捣，都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推动归推动，最终决定上船，主意还是自己拿的。长期以来，我和邵鸿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学的功能问题、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发挥史学的“人文”功能，让大众在历史的讲述中得到愉悦、得到感悟，向大众传播我们认为是“正能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既然如此，还有比央视《百家讲坛》更好的平台吗？而王珊的诚恳态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顾虑：不过多考虑“收视率”和“回头率”，按照自己的风格讲，不是附和观众而是引导观众，把传播对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层面。
　　于是有了连续三次的合作，其间固然有无数次就内容与形式的“被修理”与“反修理”、“被控制”与“反控制”，但我与《百家讲坛》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不少朋友问我，听说《百家讲坛》很霸道，不断要求老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心里话，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我接受意见很虚心，还是《百家讲坛》对我很宽容。
　　第一次合作，讲的题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讲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讲成了嘉靖“时代”，而其中揭示的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礼是打出来的”“算账要算政治账”“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样铸成的”等，我认为是可以成为经典的。
　　第二次合作，讲的是《万历兴亡录》。同样，主要说的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时代”。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一个酷似“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由此进入近代社会，而是乐极生悲地退回到了严峻冷酷的古代社会。《北京晨报》资深记者陈辉曾经问我：《万历兴亡录》的电视节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反响，你怎么评价由讲稿改编出版的着作，这个着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诉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超过形象描述能力，只要读下去，处处是精彩，而且是“未删节版”，所以着作应该比电视更精彩。从《是非张居正》到《“飞语山人”乐新炉》，从《“词宗先生”戚继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阳》，从《事情怕就怕认真》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从《人进我退》到《明朝的“国殇”》，展示的是一个王朝由极盛到式微的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因素，是一个王朝坍塌前无可奈何的多维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问他：“你在其他着作中看得到这些信息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类似嘉靖、万历这样的‘似曾相识’的乐极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义远远不止在明代。”这两个题目讲述的内容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是明代史的题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但当栏目组希望我做第三个节目时，我觉得不能再做明代了，应该做一个更“大气”的题目，既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争取给《百家讲坛》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曾经考虑彻底改变一下风格，讲一个“方志远说金庸之韦小宝”。《鹿鼎记》是金庸为读者提供的开启中国“江湖文化”和“庙堂文化”迷宫的钥匙，韦小宝则是破解中国古代“官场潜规则”和“黑道规矩”的向导，极有研究价值和解读意义。但《百家讲坛》希望维护我作为历史学者在屏幕上的形象，否定了这个设想。
　　那么讲什么？我和王珊同时想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接着又想到了“中国通史”。经过反复商议，并征询了诸多朋友的意见，决定把“通史”和“通鉴”结合在一起，定名为《国史通鉴》，当时考虑分为4—5部，共100—125讲，现在看来需要有6部150讲。当时的两位制片人聂丛丛、那尔苏，还有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冯存礼先生，都认同这个主题和思路。
　　《百家讲坛》过去讲的都是一朝一代，或者一个人物一本书，他们早就想做一个大的题目，上下贯通，从炎黄一直说到鸦片战争乃至清帝退位。双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间，是2012年4月。
　　关于这个主题的宗旨，我在《国史通鉴》的第一讲做了这样的表述：
　　这个“国”是中国，“国史”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将尽可能地展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历史是如何地悠久、如何地无间断，对于它的记载又是如何地详密。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在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哪些问题，走过哪些弯路？我们的先人曾经犯过哪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借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我们为这次讲课取名为“国史通鉴”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节目和这部着作是向大众讲述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同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为今日之借鉴。
　　主题固然气势恢宏，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第一，取舍难。上下五千年，发生了多少故事，淘洗了多少英雄，应该选择哪些故事、哪些人物，又怎么讲述这些故事、这些人物？第二，把握难。无数的史籍史料，无数的专书专论，无数的考古发现，无数的民间传闻，如何把握尺度、彰显主题？第三，突围难。前辈的鸿篇巨制，前有钱穆《国史大纲》，后有李定一《中华史纲》，皆久负盛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影响巨大，蔡美彪积10卷本《中国通史》的功力推出《中华史纲》；樊树志在《国史概要》之后，又有《国史十六讲》。此外，更有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基础上主编的12卷22巨册《中国通史》，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15册《剑桥中国史》，以及尚未见到中文译本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如此等等，犹如横亘在面前的雄山大川，如何翻山越岭、跋川涉水，如何突出重围？
　　在确定《国史通鉴》这个主题时，也考虑过这些困难，但真正的困难总是在工作展开之后逐步显现、深刻感受的。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时发生。基本经验是，放弃意味着失败，坚持可能成功，关键在于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区别，钱穆先生对《国史大纲》读者要求的“诸信念”，李定一先生关于《中华史纲》自我勉策的“四规律”，《剑桥中国史》作者们置身山外揭开的“庐山真面目”，以及前辈学者和同辈朋友在各个断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见，都是在翻山越岭、跋川涉水过程中观赏到的绚丽风光，感悟到的敬业风范，他们在帮助我突出重围。
　　当年《万历兴亡录》出版的时候，有读者将其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进行比较，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因为我是《万历十五年》的忠实粉丝，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黄仁宇先生开发的。但这两本书其实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倒是可以互补。最近我在一个“总裁”班讲课，他们让我推荐几本明代史的着作，其中我推荐了《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兴亡录》。为何同时推荐两个“万历”？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以万历时期为描述对象，但重点不同、风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写的学术性历史着作，重点放在“庙堂”，后者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着作，力求表现“多元”。学员及其他读者可以从两种不同风格的着作中体验万历时代。
　　《国史通鉴》也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着作，以上种种的多卷本、单本“通史”、“史纲”和断代史着作，均为“参考文献”和“学术基础”。特别是由于先通过屏幕传播，再由文本传播，决定了这部《国史通鉴》是以“说”为基础的，传播的对象首先不是翻开书本的读者，而是打开电视或电脑的观众。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说，这部书和其他《百家讲坛》的书一样，创作过程有点儿像明代的“小说”：先要有“话本”，这是一次创作；然后在“话本”的基础上讲课，这是二次创作；最后根据讲课和思考进行梳理、补充，这是三次创作。由于传播的对象首先是电视观众，所以，头绪不能太复杂，内容不能太生僻，论证不能太烦琐，形式不能太单调。
　　用学术态度撰写“普及性”历史着作，也决定了《国史通鉴》和以戏谑态度撰写的各种“历史读物”、“历史小说”有着根本性不同，“说教”固然不可以，“戏说”更是忌讳。应该以轻轻松松的语言、认认真真的态度讲述历史，而不是天花乱坠说评书、编故事、发议论，既不能过于“劳累”读者，更必须言之有据。
　　出于上述考虑，拟出了《国史通鉴》写作的“十二字方针”：定主线、选人物、说故事、论得失。而且，主线要清晰、人物要鲜活、故事要生动、分析要明快。这可以说是《国史通鉴》的基本特点。
　　《国史通鉴》这个150集左右面向大众的电视节目、120万字左右面向大众的历史着作，只能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所有的内容都应该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冲破了怎样的险阻，共享了怎样的太平？有过什么样的悲与喜、苦与乐？对于今天，应该记取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但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记载的翔实和发展的无间断，决定了这条主线应该是多彩线而非单色线，它应该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上层、下层，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
　　历史由人组成，只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动，历史才能鲜活和灵动起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绵长的渐进与累积过程，但又不断发生由杰出人物推动的由渐变到突变过程。我们把不被人们察觉的渐变过程交给学术论文去讨论，而把推动突变或产生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起过好作用产生好影响的人物，还是起过坏作用产生坏影响的人物——“选”到这个节目和这部着作中。当然，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我们这个节目和着作中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们得选择他们最走运或最背运、最可爱或最可恶、最好玩或最窝囊的那些片断，一句话，选择他们在历史上划下最深刻痕的那些片断进行讲述。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和着作里，只有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事情才能称为“历史事件”，才是“大事”。皇位继承、朝代更替本来是大事，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过程发生明显影响，那它就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不属于我们这个节目和着作的“故事”。而黄河边的一场连日大雨、穷秀才的一个报复念头，为节约开支而裁减冗员、为整肃法纪而抓捕走私，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或者是一个政权在行使正常权力，结果却掀翻了一个王朝、颠覆了一个政权、涂炭了几代生灵、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方向，就成了荡气回肠的大事。这些才是我们要在节目和着作中大说而特说、大书而特书的“故事”。
　　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前人已经有过诸多的表述，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唐太宗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还有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有一种高考复习资料概括了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学的五大社会功能：认识历史的途径、延续文明的纽带、传承精神的载体、治国安邦的宝库、启迪人生的向导。
　　乍看起来，真有道理。但坦率地说，虽然读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书，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课，我还真不知道历史学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相反，一直在怀疑，一部《春秋》能否吓倒真正的“乱臣贼子”，学历史的人真就比别人“明智”？以史为鉴固然可以知兴替，但如何才能使自己打磨出来的镜子照出来的是相对客观的历史，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我想，历史学是否需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是否需要揽下如此大的责任？但是，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却成了历史学者代代相传的“基因”，欲罢不能。所以，尽管《国史通鉴》是普及性的历史着作，我仍然希望能在轻松愉快向大众讲述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秋月春风”的同时，认真负责地向大众解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是非成败”。当然，讲述和分析是否得体，躲不过观众和读者的慧眼。
　　感谢关心这个节目播出和这部书出版的所有朋友，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领导，我和《百家讲坛》第二次合作节目的书稿《万历兴亡录》，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忘记不了商务印书馆为了推介《万历兴亡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首都博物馆郭小凌馆长、商务印书馆周洪波总编辑、《百家讲坛》制片人聂丛丛女士、“毛哥”佩琦等亲临助阵，邵鸿学兄在出席另一个会议的间隙来到现场，四百多人的大厅座无虚席，首发式成了一次学术演讲会。责任编辑蔡长虹的主持也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一次，因为《国史通鉴》的出版，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缘分。
　　无论是这个节目还是这部书，与以前的节目和书一样，也一定存在诸多错误。这些错误倒未必完全是因为以一人之力讲述几千年历史，因为即使是说自己“地盘”上的明史，也会发生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南昌话说，有时甚至是“边打锣鼓边出鬼”，错得莫名其妙。所以我对很多朋友说，自从上了《百家讲坛》，我就再也不敢说自己不犯错误，也更宽容别人的错误了。且不说不看讲稿连续讲四十多分钟，就是平时和朋友交流，也不免会有口误。当然，还有不少习惯性的错误。比如，一个字的读音，从小就没有读准，但以为就是这样读的；一个事情从来就是这样说，怎么可能会错呢？但恰恰一开始就可能记错了。这其实也很正常，电脑也可能有短路的时候。我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地减少错误，特别是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在着作校对的过程中尽可能发现并纠正错误。
　　在与《百家讲坛》进行第三次合作之际，如果要我说对《百家讲坛》的认识，我想表达这样几个意思：第一，十分感谢《百家讲坛》，使我有一个和大众交流、向大众传递我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平台。第二，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每一位好学者都会上《百家讲坛》，所以绝不能以是否上《百家讲坛》作为评价学者的标准。第三，上了《百家讲坛》的学者未必就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得很好的学者，但能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一定是能讲课的好老师，而且上了《百家讲坛》之后，课会讲得更好。第四，任何事物都有它发展的“常态”和“异态”。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百家讲坛》已经度过了它开始的低迷期和此后的极盛期，进入一个“常态”发展期，“说三国”“讲《论语》”的风靡不可能再现，但只要用心打造，《百家讲坛》应该是央视的一个持续品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珍惜和爱护这个品牌。
　　《大明嘉靖往事》播出第一讲的时候，孙女爱爱正好两个月；《万历兴亡录》开播的时候，爱爱不但可以很清晰地叫“爷爷”，还可以晃晃悠悠到处跑了。《国史通鉴》第一部预播时，爱爱三岁半，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据说看了“好一阵子”，兴奋地说：爷爷在电视里讲故事。“好一阵子”后发问了：“爷爷的故事什么时候讲完啊？”我没有问“好一阵子”是多久，也许是三分钟、五分钟。三岁半的小孩能够听这个讲课“好一阵子”，除了感情因素之外，应该说节目还是有吸引力的。此后的发问，一定是觉得这个节目没有爷爷面对面地给她讲“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两个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好玩。我录制《国史通鉴》第三部的最后一讲《南朝旧事》，想说说北朝民歌《木兰诗》，但关键处卡住了。一闪念，调出手机视频，六岁的爱爱童音清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谢谢，爱爱小朋友！
　　方志远
　　2014年3月10日
　　于东航MU5188次航班
　　2016年8月12日修订
　　于东航MU5188次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