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杨照中信出版社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时间跨度为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的中国，围绕“中国的出现”这个主题，大量使用近百年来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海外汉学界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用简明的语言、概念，介绍新史料、新方法、新精神，挖掘出的不同的中国历史面貌，让中国历史不只是停留在百年前“新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说法。作者从百年前的古石争论开始讲起，重新考察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大量新石器遗址，研究了夏商周并非朝代更替，而是同时存在的部落，这三个时代实际上是共主更替，最后以西周封建制的建立奠定中国的基本形态作为内容结束。

作家，《新新闻》周报副社长．杨照，1963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曾任《明日报》总主笔、台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东森ETFM联播网《周末大人物》主持人等职，现为《新新闻》周报副社长。 曾获各大文学奖项，着有《大爱》、《暗巷迷夜》（1994年「开卷」十大好书）、《为了诗》、《场边杨照》、《迷路的诗》、《在阅读的密林中》、《问题年代》、《十年后的台湾》、《面对未来*重要的50个观念》等书。

总序 重新认识中历史

第一讲 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历史了
0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中历史？
02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03 认识古代中，从宋明理学开始说起
04 程朱、陆王之争与古代经典注释
05 古代经典注释与考据学的繁荣
06 阎若璩探案《古文尚书》
07 考据学的拓展——从“辨伪”到“疑古”
08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构成说”
09 社会史论战——用“科学”认识中史
10 金石学的发展与甲骨文的发现
11 发掘小屯殷墟的“天下所”
12 彻底改写中历史的考古发现
13 重新认识中历史，从考古开始

第二讲 考古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
01 “挖死人骨头”的考古学
02 从文化人类学到考古人类学
03 我学习考古学的趣事
04 改写考古学历史的谢里曼
05 考古学是怎么产生的？
06 考古学的考验
07 考古怎么考？
08 科学助推考古
09 考古考什么？
10 考古与文字记录的关系
11 中历史要从新石器时代讲起
12 “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3 陶器——理解中文化开端的关键

第三讲 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中家起源
01 家从哪里来？
02 关于家起源的“治水社会说”
03 新石器时代的居所和食物
04 新石器时代房舍遗址
05 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与陶器
06 陶器的重要意义
07 墓葬在说什么？
08 陶器在说什么？
09 以器皿为开端理解中家起源

第四讲 夏、商、周的同步发展和夏人共主
01 夏、商、周是前后接续的王朝吗？
02 商取代夏成为共主，并未消灭夏
03 同时存在的夏、商、周各在何处？
04 中家起源的实际状况
05 三大区域的互相竞争推动了家的产生
06 夏人何以成为共主？
07 从玉器得知社会分化
08 青铜器铸造带来的启发
09 青铜器纹饰的含义
10 夏人通过其建筑技术而成为共主

第五讲 聚落、建筑与共主更迭
01 早被记录的王朝
02 社会分化的产生与夯土技术
03 农业定居聚落需要建筑技术
04 聚落竞争与城墙修建
05 夯土技术与宫室建筑
06 宫室建筑的神圣性
07 大型聚落与城墙林立
08 ““——城墙内外的分别
09 氏族——全新的组织形式
10 夏、商、周的共主更迭

第六讲 中古代文字与古代信仰
01 文字的发明
02 中古代文字的特殊功能
03 甲骨文的意外发现
04 甲骨文的内容
05 甲骨文与氏族辨别
06 中文字起源推论
07 《尚书》与《诗经》语言文字对比带来的启发
08 中文字的表意特性与特殊功能

第七讲 鬼气森森的商朝
01 历史文献中的商朝历史
02 成功的畜牧民族与迁徙、定居两难选择
03 “商”为何又被称为“殷”？
04 商王世系与二元统治
05 商人与动物的特殊关系
06 商朝的人祭与人的观念
07 商朝统治的二元与占卜的两派
08 旧派、新派此消彼长与鬼神信仰的衰落

第八讲 从部落共主到家体系
01 中农业文化的多扩散发展
02 由青铜器制作看中古代社会结构
03 动用大批人力的“劦田”
04 商朝的大型动员和组织能力
05 商朝的鬼神信仰
06 商人的“连续性的世界观”
07 商人权力的基础
08 周人的崛起
09 周人和羌人的联盟
10 周人偷学商人的青铜铸造和文字
11 周人对商人技艺的改革
12 周人攻打戎狄和实力上升
13 周人轻松翦商

第九讲 商周之际的巨变
01 西周的宫室建筑
02 周人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风格
03 牧野之战的意外胜利
04 商、周矛盾的来源和扩大
05 周人的信仰和“天”的观念
06 “天命”归周
07 周人的人本观念
08 周人翦商之后的统治策略
09 周召东征
10 周人全新的制度设计——封建制

第十讲 周朝的统治制度
01 周人的忧患意识
02 中位政治家——周公
03 二次东征与封建制的开始
04 封建即征服
05 封建以后如何统治？
06 周人的宗法制度
07 宗法制度的特别设计——昭穆制
08 封建层级
09 史官地位的提升和策命礼
10 封建制的创举
11 封建制与文字功能的提升
12 中文字在古代的崇高地位
13 中文明的另一项特质——记忆
14 总结：中历史与文化的奠基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在开始讲述中历史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暂时假装从来没有学过中历史，暂时假设中历史对你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事物。
　　我当然知道，大家从前在学校学过中历史。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大家可能拥有的丰富底子，反而希望大家暂时忘记曾经学过的中历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过去在学校学的中历史，其背后有个假设，我们必须认真予以检讨。这个假设就是——将中历史当作一个具备高度同构性的民族文化历程。
　　我们过去读的中历史建立在“同构性假设”基础之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从前课本里读到的尧、舜、禹、汤长什么样子？秦始皇、汉武帝长什么样子？唐太宗长什么样子？宋徽宗、明太祖长什么样子？这些皇帝或许各有各的长相，然而，我们从画像中看到的他们身上的衣服和装扮却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要问：“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一直用同构性假设去投射、想象和理解中历史，那么，许多事实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甚至不会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若是以为中自古以来一直有皇帝，就很难去注意，更难去理解中的皇帝制度如何产生。从皇帝制度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看中历史，我们才能真切明白秦始皇的重要性，以及秦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说白了，我们得先将皇帝的同构性从脑海中赶出去，才能了解，秦汉帝的建立，其大的意义就在于皇帝的出现与皇帝制度的诞生。
　　秦汉之前没有皇帝，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去除了同构性假设，我们才能回溯没有皇帝的时代，如春秋、战时代的王和侯，如何遂行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权力运作方式，与秦汉皇帝有何不同？再往上推，西周的天子和后来的皇帝又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中需要看到的是“异”，而不是“同”。
　　如果我们所想象的秦始皇、汉武帝，一路下来，到唐太宗、明太祖，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皇帝，而每一位皇帝都是同一个样子，那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商朝，不可能理解各种史料明确反映出来的商朝文化，以及商朝的政治统治，也不可能读懂商朝的史料。我们现在赖以了解商朝，重要的史料是甲骨文。以前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还是弄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因为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的字形，而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记载的活动本质。
　　甲骨文和我们通用的文字有直接且密切的传承关系。一个懂中文的现代人只需一点儿训练，就可以快速认出约百分之六十的甲骨文。所以罗振玉和王维这样的大学者，拿到甲骨印记，很快就解读出了很多字。然而认出字以后，学者却要再花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真的清楚一连串文字讲的意思。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绝大部分人习惯用后来的中文及其指涉的内容去推想甲骨文要说的事，那就走上歧途，浪费了很多时间。
　　02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凡是人类过去所经历、所发生的，都是历史。可是，历史知识和历史学不等于历史。历史是曾经存在，但是过去了就没有了的东西。例如，1935年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历史，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1935年2月13日，一个到圆山附近去游逛的少年，我们没法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圆山去的那件事，过去了，消逝了，再也无法还原。又例如，1946年8月10日，一位江西农民被拉壮丁到了部队，派到战场上打仗。我们也没法知道他那经历了些什么，那些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当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历史学、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鸿沟。历史学一直不断努力，想要尽量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保留下来，予以重建。但是，能保留的，能重建的，永远只能是真实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历史学与历史之间，必然是一种选择关系。
　　历史这么大，历史学只能从中选取部分，予以保留，予以重建重现，并表达出来。历史就像地图一样。每一张地图都有比例尺，比例尺就意味着要将现实缩小。在缩小的过程中，也就排除掉了一些东西。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有一篇文章讲1:1的地图。那张地图是覆盖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一大张纸。1:1的地图不会遗漏任何东西，然而这个地图没有办法用，也没有人要用。地图要有用，必然要缩小，要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如此才方便。比例尺越小，地图涵盖的范围就越大，然而相对而言，它能保留的信息就越少。历史学也是如此。
　　最完整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是1:1的关系，把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实、巨细靡遗，如同时间倒流般，全都搬上来给我们。这种历史知识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不会有。现实的历史知识必定经过选择，选择众多历史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将之转化为可传述、可理解的史学内容。
　　如果历史知识是一幅地图，那么我们要画的是什么样的地图？要用一种怎样的比例尺？依照什么样的原则，保留什么，又省略什么？这些是历史学极为关键的概念与原则。我希望读者暂时搁置过去的中历史印象，因为我想带大家走一趟不一样的旅程。
　　在重新看这块庞大而又丰富的历史图景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曾经存在过的地图是如何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原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了要给谁用，所以才画成这个样子？让我们先跑到地图后面，检查其制作过程，然后再绕出来，换到另一个山头上往下看，或许终会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进去的，只是全幅中历史图景中的一个角落，而且是从特别的角度看过去的一个角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只这样看这个角落，而对另外存在的庞大区域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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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国通史”课堂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公开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贯通地理解中国历史？学生被钱穆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钱穆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他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钱穆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在抗战中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