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丛书·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甲骨文丛书·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记录史上著名的商业间谍案的书中，萨拉·萝斯围绕这一个经济史的转折点讲述了她的令人着迷的故事。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即将要丧失它在对华茶叶贸易中获利丰厚的垄断地位，这也迫使英国人派出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深入中国内陆盗取了中国茶叶的种子，并将其广泛种植于印度大庄园。福琼险象环生的冒险在本书中被生动地展示出来，使得本书读起来更像一部探险小说。尽管这是一段被人长期遗忘的历史，但是通过作者的叙述，这种极其常见的饮品不同寻常的过去和迷人的起源跃然纸上。

　　《甲骨文丛书·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是一部描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罗伯特·福钧在华经历的历史故事书，情节非常吸引人，写法像小说，将罗伯特·福钧个人的“冒险故事”讲述的异常精彩。罗伯特·福钧的故事核心是受东印度公司在利益和社会需求驱动的商业行为资助，凭借着自己的植物学才华和强烈兴趣在中国寻找优秀茶种的故事。
　　全书充满阅读的快感和历史趣味，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写法类似小说的历史纪实作品。对于茶文化发源地中国的读者，《茶叶大盗》这本书讲述的中国文化、晚清社会风情、中国和英国最初的相遇，都是充满魅力的。

　　萨拉·罗斯（Sarah Rose），作家，现居纽约，生长于芝加哥。罗斯分别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学位。她是美国纽约文学基金会的受助者。《茶叶大盗》（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是她的处女作。

　　孟驰，福建人，历史学博士。

　　★“在罗伯特·福钧勇于冒险采集中国茶种移植英属印度的大胆经历（及失败经历）的生动记录背景下，萨拉·罗斯用动人心弦的细节描写展示了植物学与帝国崛起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这本书的精华不在于福钧所经历的种种危险，而在于罗斯对茶叶的加工流程那老练而自信的描述手法。读者就像福钧那样，亲身经历了一次探险之旅。”
　　——《周日邮报》（伦敦）

　　★“萨拉·罗斯写了一本非常对罗伯特·福钧胃口的书，因为在这本书里他如愿以偿地成为舞台中心的焦点人物——一个乔装潜入中华帝国心脏地带的间谍。”
　　——《BBC历史杂志》

　　★“萨拉·罗斯把这段逸事写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史书，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晚清王朝的社会形态、全球经济、植物学的发展、茶叶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卫生以及其他风趣或动人的趣闻。”
　　——《亚洲书评》

序言
1、1845年，中国，闽江
2、1848年1月12日，伦敦市，东印度公司
3、1848年5月7日，切尔西药用植物园
4、1848年9月，从上海到杭州途中
5、1848年，浙江杭州附近
6、1848年10月，长江，绿茶加工厂
7、1848年11月，安徽省，王宅
8、1849年1月，春节，上海
9、1849年3月，加尔各答植物园
10、1849年6月，印度西北部省份，萨哈兰普尔
11、1849年5月和6月，伟大的茶叶之路，从宁波到武夷山
12、1849年7月，武夷山
13、1849年9月，浦城
14、1849年秋，上海
15、1851年2月，上海
16、1851年5月，喜马拉雅山脉
17、1852年，恩菲尔德?洛克皇家轻兵器厂
18、维多利亚时代的茶叶
19、福钧的故事
致谢
后记

　　《甲骨文丛书：茶叶大盗 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1845年，中国，闽江 那是1845年的一个秋日午后，距罗伯特·福钧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植物猎人闻名于世的日子还很遥远，而中国看起来很可能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两周以来，他一直被禁足于一艘无精打采的、停泊于福州——一座位于闽江口的城市——附近的中国帆船上。他那一向健康的体魄已濒临崩溃。他发着高烧，把自己的床铺搬进了一艘远洋货轮的船舱内，恶臭的舱内积水和腐烂的鱼类令他头晕目眩。这艘帆船的甲板上堆满了来自乡间的木材，也堆着福钧的货物，包括行李箱那么大的玻璃箱，里面塞满了花朵、灌木、草、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来植物。这些玻璃箱——以它们的发明者的名字被命名为沃登箱或沃德箱[指纳西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英国物理学家，因酷爱研究植物而发明了专门用于远洋运输植物样本的玻璃箱，即沃德箱。——译者注]，将继续与福钧一起前往伦敦——如果他能一直走到那么远的话。福钧，此时年仅33岁，一面用他的长腿将那张为矮个子中国人设计的床铺弄得摇摇晃晃，一面想象着他自己将死在这艘船的底舱里，被自己那条肮脏的床单裹着，胡乱抛出船外，葬身大海。
　　此时，为期三年的中国考察生涯已到尾声，他奉伦敦皇家园艺协会之命负责带队探索、采集东亚植物珍品样本。福钧的任务是弄到想象中的美味佳肴，包括种于北京御花园内的约2磅重的桃子。除了活的植物外，他还将带回一本干燥植物标本集以及出自中国顶级画师之手的纷繁复杂的图样。每采集到一份种子、植物、嫁接植物及无性繁殖样本，福钧都在促进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认知及植物学专业的发展。
　　他记录新植物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其新奇的价值，也在于其对大英帝国的潜在效用。用机械将工业原料加工成精密产品的生产方式给19世纪的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棉花在自动纺纱机上变成了棉布，铁矿石转化为火车铁轨和蒸汽轮船外壳，黏土则变成了陶器和瓷器。中国是一片蕴含着巨大农业宝藏和潜在工业价值的处女地。
　　然而，躺在床上，害着热病，福钧根本无法相信他或他的植物物种能找到一条平安回到英国的路。他已知道自己正处于最凶险的时刻，尽管他已经以一名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度过了三年时光。
　　“真难以置信，我要去见上帝了……没有一个朋友或者同胞来合上我的眼睛，或者一路护送着我下葬。家园、朋友和祖国，那时这些对我而言似乎格外珍贵！”他后来写道。
　　福钧的一生是当时许多抓住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良机进行创业的不列颠人的象征。他出身寒微。早期的农业园艺学教育是由他那“植树人”父亲——一个农场雇工——手把手教的。除了在苏格兰边境一个叫埃德龙的巴掌大的小镇教区学校上过课外，他没有接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他的自然历史知识并非来自牛津大学或爱丁堡大学，而是拜社会实践及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他赢得了一张一流园艺学从业资格证、一张贸易学资格证，但没有一个医学学位，而这个学位是他一心想与之为伍的植物学同行们普遍感兴趣的。虽然如此，福钧依旧野心勃勃。由于19世纪许多苏格兰家庭的次子和英格兰家庭的次子一样，有些能力，但没闲差可做，所以去海外追寻个人前途就成了在僵化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升社会阶层的唯一途径。充分利用帝国未开发的资源以过上体面生活的机遇是无穷无尽的。
　　靠灵活的头脑，福钧在园艺学界的地位扶摇直上。他最初就职于爱丁堡的植物园，随后又进入崔西克的皇家园林协会。基于他在兰花栽培及温室观赏植物——来自东亚的罕见的、引人注目的植物——方面的功底，福钧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进行考察的第一人选。由查理·达尔文的舅舅约翰·威基伍德于1804年建立的皇家园林协会，是所有绿色自然物种及人工培植物种的管理者，它积极召开会议为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提供一个论文展示的平台，并组织研讨相关学术领域内的最新成果。随着英国在全球的领土扩张，相关成果也在迅速增加，它的期刊详细描述着来自女王治下的帝国领地最深处的最新植物物种的分类。皇家园林协会的植物学家们忙于这项伟大工程的命名工作，即按照繁殖规律——近年在欧洲由伟大的卡尔·冯·林奈提出的体系——刻画每一个特殊物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于自然界的新奇物种拥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传教士、军官和商人在公海收集昆虫、化石及植物的活动已持续了数十年时间。随着广大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迁入工业化城市，农场被乡绅们圈了起来。不列颠人开始怀念一切自然形态的玩意儿，一种新型的、专门向英国家庭供应花花草草的市场随之发展起来。种类繁多的盆栽蕨草风靡全国，甚至随处可见：在瓷器上、壁纸上还有纺织品上；在富人的温室中，也在穷人的窗台上。易生长、耐移植，蕨草仿佛是粗犷田园生活的象征。
　　出于对更富于异国情调的战利品的追求，第六代德文郡公爵于1856年花100个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者注）（约合今天的12000英镑）买下了一种名叫蝴蝶兰（19halaenopsis amabilis）的菲律宾兰花的首个进口样本。这位公爵为满足自己对奇花异草的狂热迷恋近乎挥金如土。这种蝴蝶兰因其雪白的椭圆形花瓣和黄色的唇瓣而显得精致夺目，深受园林协会会员的喜爱，也为其发现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西方往来，在植物狩猎地图上留下了一大片空白之地——一块曾标注着“龙的巢穴”的地方。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即便中华文明已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现实中的中央之国也早已几乎完全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由于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西方人开始主动将无数美妙的、惊险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幻想加在它身上。他们将未经探索的中国视为园林中的香格里拉的幻想，这满足甚至超出了英国人对园林艺术的所有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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